帖子主题: 【刑法看点大本营】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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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0-30 08:34:48
  【评医院拒收高危孕妇:刑法须对见死不救做规制】
  当天早上8点半,赵女士在大板桥中心医院做产检,发现胎儿已停止胎动2天,医生建议她去大医院做手术,没想到从下午1点多钟开始,她先后辗转到昆明市延安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省第三人民医院求医,都被以“没有引产药水”、“没有床位”的原因拒收。(10月27日《都市时报》)
  相关新闻:云南孕妇胎死腹中 四家医院疑怕惹纠纷拒绝收治
  幸运的是,最终在昆明电视台记者的干预下,武警云南部队医院收治并为赵女士成功完成了手术,救下了大人,可胎儿早死腹中!
  这则新闻不忘在最后交待,胎儿的死亡不怪医院之拒收,而是因为该孕妇带环怀孕,情况特殊,胎儿早已停止胎动。但3家医院接连拒收高危孕妇的行为,还是让公众担忧。要是因此而导致大人小孩一起死亡,谁该承担责任?!
  医院拒收重病病人,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这样的新闻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正在变得平常,原因大家很清楚,是紧张的医患关系所致,也与医疗行业医德缺失不无关系。
  遇到一个危重病人,如果一家医院确实无能为力而建议患者赴上级医院,这是合理合规的方案。可问题是,现实中不是这样,许多病人的病情并非不能治疗的疑难杂症,只是有正常的医疗风险而已,许多医院因为惧怕患者“找事”便故意找借口将她们拒之门外,像赵女士这样的情况,第一家医院完全可以做出处理,可他们就是故意拒绝,随后2家医院则“如法炮制”!
  人命关天之时,救死扶伤的单位竟是这般绝情,这是为何?教训使然。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太多让人“心寒”的医闹事件,许多医院大为头痛,他们教育医生要特别警惕那些可能给医院带来经济危险的患者,宁愿拒收,宁愿危重病人死亡,宁愿背负无医德之名,也不积极履行自己的应定义务,多少患者就这样离开人世!在医院与患者的较量中,患者永远是受害者,而出现这种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不能全怪医院,患者亦有一定的责任。
  如何规治这一不正常的医疗行为?还是得靠法律,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规和法律是一切不规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最终裁判,除此别无它法。
  我们的刑法必须对那种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各种“见死不救”行为做出规制,特别是对那些负有法定救助职责的执法部门和医疗部门,还有那些无端到这些部门“无理胡闹”的各种心怀不轨的违法者。
  对这两种行为,必须给以双重打击,否则,这一局面难以改善。像这种完全可以给以应有治疗的病人,如果医院拒收导致患者死亡,必须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医疗机构“草菅人命”的法律责任,如果医院尽到了其医疗职责,而发生了无法预见的正常医疗事故,患者因为正常的后果而“胡搅蛮缠”,我们的司法机关则应依法维护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对那些违法犯罪的医闹坚决予以打击,绝不能手软,因为他们危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怕医闹,不应当成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机构逃避救死扶伤职责的借口,而“医闹”也不应成为一种谋求不法利益的正常社会行为。在这一点上,任何偏废,都是灾难而不仅仅是道德或法律问题!
  从法律上来说,对医疗行业我们不能用普通服务行业的经营原则去规制,应当大大高于这个标准,这是人性和人权的基本要求,因为医疗承载着全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承载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底线。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尽力让每一位公民多活一天,多幸福一天,迟死一天,少痛苦一天,这才是真正的民生。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之后,结合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我国的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正在逐步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全国法院受理的各类医疗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就是明证,但调整医患关系的法律法规仍须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性,这是摆在我国立法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相信,这一全社会普遍重视和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一定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更加健全而圆满解决。医者仁心,非法治不能唤回!
  来源: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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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0-31 08:36:46
  【刑法设立“虐童罪” “硬约束”之外的反思】
  近日,浙江温岭幼儿园教师颜某虐童一事持续发酵,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一张网络疯传的照片中,颜某出于“一时好玩”,揪住一名幼童双耳向上提起,幼童痛苦不堪,她却笑得正欢。之后,颜某遭到“人肉”搜索,其社交空间里居然还有多张将幼童扔进垃圾桶等照片。
  颜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犯罪,已被刑事拘留。专家们呼吁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幼童罪”。当地教育部门则遗憾地发现,这个虐童教师虽然幼师毕业,但没有教师资格证。于是,“守住幼教老师持证上岗底线”、“政府应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等舆论声四起。
  应该说,上述各种“硬约束”很有必要,它们可以在规范教师行为,提高教师素质水平上起到相应作用。然而,如果这个教师当初拿到了资格证,这种虐童事件是否就不会发生?显然未必。一段时间以来,极个别幼儿园老师虐待孩子的事件已不鲜见,问题并非都出在没有资格证。资格证保证的只是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育能力,那些教育之外的情感、爱心和耐心,却无法用证书来衡量。增设“虐待幼童罪”固然会让一些人因畏惧而有所收敛,然而现有 《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相关的刚性法律条文为何没能阻止伸向孩子的 “毒手”呢?我们的反思不应该停止。
  从报道上看 ,颜某更像是一个无法辨认是非、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有时候“和孩子闹着玩”,有时“对某些人的火,全发泄在学生们身上 ”,有时抱怨“大不了就不干了,姐还不稀罕呢”……很难想象,让这样一个不懂得爱的年轻人担任“孩子妈妈”角色和责任,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会把孩子塑造成什么模样?
  追溯至此,实让人寒心。就主因来看,施虐者自身都存在着一定人格缺陷和心理扭曲。幼儿年龄小,有特定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偶尔调皮是他们的天性。作为老师应该亲近他们,爱护他们,引导他们,耐心培养他们的行为习惯。然而,当没有正确价值观和良好心理素质的老师,遇到工作生活压力,本身情绪就极不稳定,偏偏面对着一群虽然调皮,却无还手之力的童子,一怒做出暴力之举,似乎也并不难以想象。
  我们呼唤对这些无良者更多的“硬约束”,以及对这些“硬约束”不折不扣的执行力。但更呼唤人的教育和爱的教育,并将此变成公众的常识,融入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文化,以此进入良性循环。
  同样是年轻人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为什么能做到舍身救学生?因为她懂得朴实的爱与责任。对于幼儿教育,耶鲁大学编著的《你的三岁孩子》中这样建议:尽你所能,避免冲突;时不时地,就让他赢。把孩子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让孩子知道你爱他,尊重他,信任他,而不是把他当坏孩子,敌视他,征服他。
  教育的核心,理应是人和爱的教育。让更多的老师真正补上这师德中最基本的“软件”,尤其是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个人心理,恐怕是防止虐童案一再发生的根本。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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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01 08:36:53
  【中年男子复印40元零钱坐公交 或面临十年刑法】
  近日,哈尔滨一名中年男子复印零钞乘公交,两天分文没花,还净赚35元。但最终,警方通过车上的视频监控录像抓住了他。
  广州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交车上的投币箱并不具备识别假钞的功能,所以,如果有乘客使用仿真度较高的小额零钞,的确较难识别。而律师则提醒想占小便宜的人:复印假钞乘公交可不是小事,最高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千万不可尝试。
  据哈尔滨公共电车总公司介绍,近日,该公司收银中心就不断收到以彩色复印机印制的假钞,假钞均为单面印制,对折后再用透明胶带把两边粘好。电车公司工作人员调放发现假钞的115路公交车车载监控录像,最终锁定一名可疑的中年男子。每次上车时,他都鬼鬼祟祟地从皮夹克的内兜里掏钱,然后快速投进投币箱里,接着就等在车门口找零钱。
  日前,在该男子上车使用一张复印的10元假币乘车时,被电车公司保卫部工作人员当场抓住。
  该男子表示,单位新购买了一台彩色复印机。他就印了几张1元、5元、10元的纸币准备乘车。该男子说,他总共用了3张10元和2张5元的假币乘车,直到被送到公安机关,他才意识到自己惹下大祸。
  广州一家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公交车上的投币箱仅限于投币功能,并不具备识别假钞的功能,所以,如果有人使用仿真度较高的小额零钞,公交车上的设备并不能辨别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交车司机只负责监督顾客是否投币,并不直接跟票款发生接触,顾客上车投钱也就是短短的一两秒时间,那么短的时间内,司机也来不及识别。
  用彩色打印机复印零钞坐公交,“复印哥”在网上被众多网友围观。众多网友表示,连公交车的钱也骗,没道德、没素质。律师提醒,复印零钞坐公交,是犯罪行为,千万不能觉得是“小事”而尝试。“复印哥”可能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条:伪造货币,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来源:邯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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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02 09:19:20
  【一次醉驾 百万年薪化泡影】
  因为醉驾肇事逃逸触犯了《刑法》,即将去国外做项目经理的王强(化名)失去了年薪百万的机会,同时也面临着被单位开除的惩罚。昨天,记者从交警事故大队了解到,因为醉驾触犯《刑法》被开除公职一事,在实行“醉驾入刑”后成为焦点话题。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26日、27日两天查获的“醉驾入刑”者,既有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员工,也有自称人民教师的。
  王强是鞍山某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就因为和媳妇生气,他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路上狂飙,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了。后在警方的压力下,王强投案自首。令办案民警感到惋惜的是,王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刚刚获得去国外做项目经理的机会,年薪百万元。由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肇事逃逸,他触犯了《刑法》,失去了年薪百万的机会,也面临着被单位开除的惩罚。
  27日凌晨,被交警机动大队查获的26岁醉驾男子同样令人惋惜。男子大学毕业不久,家人刚刚给他找到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机会,就因为醉驾,他将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也将面临着失去大好工作的惩罚。
  除此之外,还有一名36岁的女子醉驾。办案民警说,27日凌晨,在园林大道交警支队岗,交警铁东大队查获一女子醉酒驾车,后经检测,女子体内酒精含量为102.63mg/100ml.做笔录时,女子自称从事教师工作,当天和众多网友会面喝酒。本想开车到交警支队岗调头回家,没想到被民警逮个正着。
  根据法律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办案民警表示,从目前查获的情况看,酒驾者年龄一般在26岁至33岁,很多人都是刚刚事业有成,仅仅因为贪杯,丢掉工作,确实令人惋惜。此外,触犯刑事法律的人,档案里将有刑事犯罪记录,这意味着档案记录中有了污点,对于个人的成长或子女的未来,都有严重的影响。为此,警方提醒广大司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定要牢记。
  近期,鞍山酒驾现象抬头,仅26日、27日两天,交警就查获醉驾5人,饮酒驾车6人。此外,酒后驾车还出现一个新动向,以前都是上半夜酒驾被查获,如今随着警方打击力度的增大,酒后驾车现象开始向午夜和后半夜转移。警方表示,从现在起到11月下旬,将开展系列“统一行动”,专门查处酒驾以及涉牌涉证交通违法行为。
  来源: 千山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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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03 08:26:38
  【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之合同诈骗罪】
  2004年,邹某和高某登记成立A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由邹某担任法定代表人。2007年,A公司在某银行贷款320万元,期限为一年,由B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同时,B信用担保公司又与A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A公司提供其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价值450万元非住宅商品房买卖合同。A公司拿到贷款后用于正常公司运营,但至2008年A公司未及时向银行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B担保公司为其代偿本息324.818万元。由于A公司提供的购房合同系无效合同,致使担保公司代A公司清偿贷款本息后,无法用A公司提供的保证反担保抵押物进行清偿。2009年,法院以合同诈骗罪,一审判处被告单位A公司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邹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律师点评】
  本案所涉银行贷款合同中的一共存有三个具体合同关系,即A公司与银行的贷款合同、B担保公司与银行的担保合同和A公司与B担保公司的反担保合同,A公司将从银行得到的贷款用于贷款合同约定的公司运营并没有违反刑法的规定,其未按时还款所触犯的法律也仅仅限定于普通的民商事纠纷,要构成A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邹某犯罪的原因发生在《反担保合同上》,要理清两当事人的犯罪构成,首先我们先谈一下何谓合同诈骗罪。
  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包括:(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根据本案事实与相关法律,A公司在与B担保公司签订保证反担保合同过程中,隐瞒事实真相,提供虚假产权证明,致使B担保公司在代A公司偿还银行的贷款及利息324.818万元后,无法用该公司提供的保证反担保财物进行清偿,数额巨大,被告A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对其判处罚金;被告人邹某作为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诈骗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其行为亦构成合同诈骗罪,应对其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来源:青岛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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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05 08:36:25
继续学习啊

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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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05 08:58:33
  【耍猴人来京卖小猕猴触犯刑法被公诉】
  靠耍猴为生的男子于某将家中猕猴生的小猴带到北京准备贩卖,被民警查获。近日,于某因涉嫌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检察机关起诉至西城法院。
  于某是河南人,从父亲那辈就开始以耍猴手艺为生。于某按照河南省相关规定办理了野生动物的各类许可证,家中合法喂养数只猕猴。恰逢猕猴生了小猴,于某在网上看到北京有人经营狗、猫以及猴子等宠物买卖,于是联系上了北京的买主,用手提袋携带了4只刚刚满月的小猕猴,乘坐专线客车来到北京卖猴。
  今年6月28日4时许,于某在丰台区六里桥南里公交车站被民警当场抓获并羁押,4只小猕猴被当场起获。经鉴定,4只猕猴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价值16700元。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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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05 11:32:19
值得一看,辛苦您啦。

smiling and laug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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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06 08:19:13
  【与醉驾有关问题的思考】
  【案例】2011年 5月12日,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深圳醉驾第一案:朱某醉驾案。庭审中,朱某的辩护律师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2011年5月1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对于醉酒驾驶,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不应仅从文义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这一观点,建议法庭免予刑事处罚。
  而公诉人则认为,最高法院领导的观点不能作为断案依据,并且,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入刑”的规定非常清楚,并不以“情节是否严重”作为定罪的依据,因此请求法院依法以危险驾驶罪追究被告人朱某的刑事责任。
  【分析】
  辩护人与公诉人就“入刑”与否进行的辩论表明“醉驾入刑”尚有系列法律问题需要明确与探讨。
  一、关于醉驾是否一律入刑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以“但书”的形式强调,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作为规定醉驾的刑法分则条文当然要接受总则条文的指导和制约。实践中,行为人醉驾的时空环境、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醉酒原因、行为人对酒精的忍受力均因人因案不同,反映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将所有醉驾行为一律认定为犯罪,则显然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复杂多样性,将某些本应处以行政处罚的行为升格为处以刑事处罚,这样会导致刑事打击面过宽。
  醉驾一律入罪的观点,忽视了刑法整体性、系统性的要求,割裂了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醉驾的情形是复杂多样的,一律入罪则走向极端,过度使用了刑罚这一最严厉的司法资源。除刑罚外,行政处罚也是有效治理手段,二者应当做到恰当、有机衔接。也就是说,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由于目前尚无具体明确的司法解释,故笔者建议有权机关尽快作出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
  另外对于明知他人驾驶车辆,仍然劝其喝酒,导致醉驾,劝酒者是什么责任?领导明知他人已喝醉,仍强行命令其驾驶车辆的,领导是什么责任,醉驾者又当如何处罚等特殊问题,全国人大应当对醉驾的特殊情况进行补充,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作出解释。笔者建议在现行危险驾驶罪中增加以下条款:
  (一)明知他人驾驶车辆,仍强行劝酒,对劝酒者以危险驾驶罪共犯论处。
  (二)单位领导或上级明知他人已经喝醉了酒,仍强行命令他人驾驶车辆,领导或上级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处罚;被强制者以胁从犯减轻或免除处罚。
  由此看来,危险驾驶罪并不一定对醉驾者一律入刑,因为在一定条件下,醉驾者的行为承担者可能转移到他人身上。危险驾驶罪作为众多罪名的一个,其本身不仅要符合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同时也要满足该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特征,前者有刑法条文的明确规定,后者却要结合案情做全面的综合评判。总而言之,不能因为刑法修正案(八)中没有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入罪情节,就忽视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情节轻重的规定,“醉驾不能一律入罪”不仅是刑法总则体现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表达,也是正确裁判的必然结果。
  二、关于现行危险驾驶罪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协调问题
  醉酒驾车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之后,在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标准的情况下更是被确定为犯罪。因此,醉驾行为一般都要接受双重惩罚,即不仅要依照《道理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对行为人处以行政处罚,还要依照刑法的规定对被告人依照刑事诉讼程序进行逮捕、起诉、审判。
  对此,有不少人质疑这属于对同一行为进行双重评价,实则不然。的确,刑法作为“最后法”,理当让非刑事处罚方法先行发挥作用;只有在非刑罚方法干预失效的情况下,刑法和刑罚才作为最后保障出手干预,这是由刑法的本质所决定的。
  广州醉驾第一人:周某醉驾案中被告人体内酒精含量已然达到入罪标准,因此即便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已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仍然要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醉驾入罪的刑法规定与严惩醉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时施行的情况下,要妥善处理好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既要防止刑法的过度干预和刑罚的滥用,也要保证让已经触犯刑法的行为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
  长期以来,因为醉驾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不计其数,醉驾已成为威胁交通安全的一个重大因素。“醉驾入刑”已是大势所趋,同时也凸显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醉驾入刑”有利于打击醉驾,减少事故隐患,对遏制危险驾驶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但现行的危险驾驶罪,的确存在着立法缺陷,亟须修改和补充;对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应当由立法和司法机关作出明确有效的司法解释,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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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刑法学写史责无旁贷】
  一个没有自己历史的学科,注定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我国学者周光权教授曾经把刑法学称为“无史的刑法学”,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法学的悲哀。结束我国刑法学“无史”的历史,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正是在这种使命的感召下,我开始了刑法学术史的研究,开辟了一块学术处女地
  陈兴良
  一个没有自己历史的学科,注定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我国学者周光权教授曾经把刑法学称为“无史的刑法学”,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法学的悲哀。结束我国刑法学“无史”的历史,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刑法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正是在这种使命的感召下,我开始了刑法学术史的研究,开辟了一块学术处女地。
  应当指出,研究刑法学的学术史与以往在我国刑法学研究中所广泛采用的学术综述方法是有所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刑法学开始恢复重建,资料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大力倡导在刑法学研究中引入学术综述的研究方法,我亦参与其间。1986年出版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一九四九——一九八五)》一书,就是刑法学学术综述的成果,也是我国法学界学术综述的首开风气之作。该书的特点是在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刑法学研究的所有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和概括的基础上,对刑法学研究中的争论问题、重要问题逐个进行综述。这种综述的方法,对于学术成果的积累和展示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学术综述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它只是理论资料的简单概括和初步归纳,尚谈不上对其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而且,综述的目的在于为刑法学的研究提供资料,而不是对这些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学术演变规律加以考察。并且,学术综述要求一种中立的立场,尽量客观地反映刑法学的研究现状。而学术史是对刑法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它虽然也注重理论资料,但它不满足于对理论资料的归纳,而是以理论资料为基础,力图勾画出刑法学的流变过程,强调写作者个人的独特视角和独到见解,这是一种具有个性的学术研究。因此,刑法学的学术史的写作,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资料的占有
  学术史是一种历史,如何呈现这种历史呢?只有通过大量的资料才能呈现,这些资料是历史的见证,也就是历史本身,通过它才能真实地还原历史。因此,在刑法学的学术史的写作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资料。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资料的堆积呈现出一个形状,就是离现在越远,资料越是稀少;离现在越近,资料越是丰富。
  但是,对于资料的处理来说,稀少有稀少的难处,丰富有丰富的难处。资料稀少,则历史的空白越大,写作者对于资料的选择余地也就越少。这种情况下,对于历史线索的梳理难度也就较大。而资料丰富,则资料难以取舍,可能会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无从下手。因此,我们面对历史资料,无论是稀少还是丰富,都要有一种为我所用的姿态,不被资料所遮蔽。从我国刑法学研究来看,在相当一个时期,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研究为之中断,资料几乎无从寻觅,即使有的话,也是一些不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对此,我们应当从这些资料中发掘的并不是学术,而恰恰是学术是如何遭受破坏的。
  知识的考古
  学术史并不是资料堆砌而成的,资料仅仅是学术史分析的客体。因此,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我们要进行知识的考古。知识考古这个概念是法国著名学者福柯发明的,知识考古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认识历史的内在逻辑,揭示历史的发展轨迹。对于刑法学也是如此。刑法学并不是一种自足的知识形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尤其是受到一个国家的刑事法治进程的制约。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赛克曾经指出,刑法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点。因此,只有从人类的精神生活出发,才能深刻地把握刑法。例如,对于刑法机能的认识,从专政工具到人权保障的转变,就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变换,在其背后折射出了法治理念,乃至于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
  又如,我国刑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个刑法知识的苏俄化的过程,使清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德日刑法学的传统为之中断。20世纪80年代的刑法学术重建,实际上是恢复了苏俄刑法知识,并使之成为我国主导的刑法理论。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德日刑法知识的传入,其影响越来越大,我国的刑法知识开始了一个从苏俄化到德日化的逐渐但却有力的演变过程。对此,我们不能仅仅从知识传播和学术流变的角度来理解,而是要从法治建设的实际需求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一历史背景出发,才能获得正确的解读。
  角色的定位
  刑法学的学术史在我国还不是一种专门的学问,甚至过去它还不被我们所关注。因此,当我们开始进行学术史考察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刑法学的研究者,另一种是刑法学研究的研究者。作为刑法学的研究者,我们本身就是刑法学的学术史的研究客体,我们其实是当代的刑法学的学术史的一个个案,是刑法学术流变的见证者,甚至我们是这一学术史的创造者。这样一种角色,对于刑法学的学术史研究来说,是利弊互见的。其利在于,我们熟悉这段历史,就如同熟悉我们自己,这就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搜集与线索梳理上的便利。然而,熟知并不等于真知。过于熟悉恰恰可能成为我们客观地观察刑法学历史的一种障碍,甚至形成某种偏见,这是必须避免的。
  当我们从事刑法学的学术史的考察时,其角色与刑法学研究者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是在对刑法学的研究进行某种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具有一种超然的姿态,审视刑法学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当然,这样一种客观立场的确立,并不是说在刑法学的学术史的考察中,应当完全去我,将个人的感受置于度外。而恰恰是要把自己对刑法学的学术发展的一些见解融合到对资料的处理当中去。这样,才能使刑法学的学术史具有个性,而不至于成为一种冷冰冰的文字。
  刑法学的学术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对我来说是学术能力的挑战与考验。对于任何事物的考察,都有历史与逻辑这两个维度。相对来说,逻辑是容易把握一些的,而历史则是较为困难的。历史的研究,受到史料、史观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某种意义上说,真实地呈现历史甚至要比创造历史还难,当然这是极而言之。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以让我们认识自己。
  对于刑法学来说,也是如此。刑法学要想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就必须采取一种反思的态度,回归历史。学术史的研究不是为了将我们的目光吸引到过去,而是要使我们面对将来。我国的刑法学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知识转型,只有完成这一转型,我国刑法学才能在一个新的起点向前发展,才能在一个新的平台向上提升。我曾经采用“向死而生”这样一个大词来描述我国刑法学的曲折历史,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刑法关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甚至关涉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国家兴,则刑法兴;国家亡,则刑法亡。因此,刑法的兴亡,刑法学的兴亡,是与国家兴亡、民族兴亡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学的学术史是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的一个缩影。只有在这个高度,我们才能获得某种历史感,并将这种历史感注入刑法学的学术史。
  (本文为《刑法的知识转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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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08 08:40:41
  【刑事评价应更科学合理】
  加强对犯罪动机、犯罪原因、犯罪人自身情况等主观因素的分析了解,同时结合相关数量化指标,真正建立起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量刑标准,才能更加科学全面客观地评价犯罪行为。
  ——曹坚
   近期媒体关注的空姐走私普通货物案引发社会公众热议,争议的焦点是对她多次携带境外免税商品入境不申报且之后在网上销售这些免税商品的行为,应如何评价,如果认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又应如何合理量刑。该案成为新闻热点,再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行刑法体系中走私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不够科学全面的问题,申言之,亦反映出整个刑法体系犯罪评价标准有待完善,值得刑事司法人员深思。
  纵观走私罪一节,所涉走私犯罪的罪名基本上都是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不仅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主要是以偷逃的应缴税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其他相关走私犯罪也基本上采取了数额犯的立法模式。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等,都具体规定了相应的数额标准。客观上来说,数额犯在司法实践便于司法人员掌握标准,认定行为人刑事责任大小时也比较直接明了。但是,数额犯亦有判定刑事责任过于机械的不足,有时如果简单照搬硬套,往往会出现罪刑失衡的情况。就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而言,不同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走私相同数额的货物、物品时,主观方面因素往往决定着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详言之,行为人为牟取暴利而有组织、有预谋走私,与行为人一时贪小且不太了解国家关税法律规定而偶然走私;行为人走私对国民经济可能产生重大冲击的重要物资,与行为人出于自用、赠送或少量出售的目的而走私生活用品;行为人曾因走私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但屡教不改,反复多次走私,与行为人从未受过海关行政处罚而走私,等等,不同主观因素情况下的走私犯罪行为显然无法等而观之,必须在走私数额之外更多的考虑各种能够衡量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主观方面要素,以实现罪刑均衡的目的。
  我国刑法体系分为总则和分则两大部分,总则部分规定了犯罪形态、累犯、自首、立功、坦白等评价犯罪行为主观恶性程度的法定量刑情节,分则部分在确定个罪刑事责任时主要借助犯罪数额、犯罪后果等具体、有形的评价标准。总则指导分则是刑法认定的基本逻辑,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需要结合刑法总则与分则,并参考有关司法解释、司法指导性文件的规定、精神,来最终认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这种刑事责任的认定方式正是对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是,出于方便司法操作的考虑,且犯罪行为客观危害大小有形可测,比犯罪主观要素更宜掌握,司法实践中往往倾向于从客观方面来评价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有所忽视行为人犯罪主观方面的要素。重客观轻主观,重数额轻动机,重后果轻目的,以至在处理某些案件时容易出现量刑偏差,引发社会热议。例如,据新华社2012年7月6日报道,7月2日,公安部统一指挥四川等14省区公安机关同步开展集中抓捕、解救行动,摧毁了两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02名,解救被拐卖儿童181名。贩卖儿童一百余名被公安部A级通缉令通缉的主犯邵中元落网。在四川警方的行动中,168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其中有16人曾赴外地生产贩婴。记者深入到生产贩婴者所生活的乡村,发现她们家徒四壁,对贩卖自己的亲生骨肉并没有觉得愧疚,反而觉得如果有人收买自己的孩子后予以抚养,对小孩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结合该案,刑事打击的重点应当是编制贩婴网络的组织者和主要实施者,而不应将因为生活无着才出卖子女的农村妇女作为犯罪分子来追究刑事责任,可视情予以必要的教育和惩戒。又如,京城发生的廖丹私刻医院图章骗取医保案,单论其17万多元的犯罪数额,廖丹诈骗罪面临的可能是3至10年的有期徒刑。然而该案在审理时必然难以回避对廖丹在无钱医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骗保救妻的主观动机的考量,笔者妄自揣测,司法人员不会简单依据犯罪数额来裁判其刑罚轻重。
  加强对犯罪动机、犯罪原因、犯罪人自身情况等主观因素的分析了解,同时结合相关数量化指标,真正建立起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量刑标准,才能更加科学全面客观地评价犯罪行为。司法实践中,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其中,对于某些客观危害不大的行政犯,建议设置必要的行政处罚前置程序,即在行政处罚的基础上再酌情启动刑事追究程序,避免在从未受过行政处罚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刑事处罚,以至产生刑事打击范围过大、惩治力度过重的负面效果。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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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09 08:40:22
  【旬邑法院首次使用刑法禁止令判决一起抢劫案】
  11月6日,陕西省旬邑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未成年人抢劫犯罪案件,依法判处被告人曹飞(化名)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三年;依法判处被告人王均(化名)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宣告缓刑三年;依法判处被告人张纪(化名)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三年。同时,依法判处禁止被告人曹飞、王均、张纪在缓刑考验期间进入网吧上网。
  2012年6月29日晚,秦某某在旬邑操场对曹飞、王均说周某某把他打了。随后被告人在旬邑城关商城招待所找到周某某房间,曹飞翻窗进入房间打开房门,三被告人将周某某殴打后,质问周有钱没有,周被迫交给现金60元,并答应两天内再给500元;次日下午,被告人曹、王、张三人再次将周某某从梦圆招待所叫到梦乡招待所,向周某某要钱,周某某被迫交出银行卡,被告人在信用联社自动取款机上取出200元现金。回到招待所后,卢用铁凳,曹飞用皮带、张纪用招待所的塑料脸盆对周某某进行殴打,致周某某眼睛、面部、背部多处软组织挫伤。各被告人将抢劫来的钱财用于上网。7月1日至7月2日,曹飞、王均、张纪先后到旬邑县城关派出所投案自首。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以暴力迫使被害人在不敢反抗中劫取财物,抢劫数额260元,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对三被告人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均系主犯。三被告人在实施犯罪时均未满18周岁,法院在量刑时均予以减轻处罚;各被告人在犯罪以后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各被告人侵害的对象均为未成年人,法院在量刑时予以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将抢劫来的钱财用于上网,有必要对其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限制其在缓刑考验期间进入网吧上网。故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来源:中国法院网咸阳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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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12 08:40:36
  【手机藏黄片 老板触刑法】
  案情回放
  2012年10月中旬,杨某到田某的通讯店里购买手机储存卡,在杨某的主动要求下,田某向其出售的手机储存卡里拷贝了2G左右的黄色影片,数量多达251部。
  当日下午,杨某在路上边走边看,被巡逻民警发现。经过盘查,杨某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并带领民警找到了田某。
  田某自称生意不好做,便将自己从网上下载的黄色影片为购买储存卡或者手机的顾客拷贝。经鉴定,田某向杨某手机卡内拷贝的黄色影片均属于淫秽物品。
  日前,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田某涉嫌复制淫秽物品牟利罪依法将其批准逮捕。
  检察官说法
  昌平检察院曲磊、王红:复制淫秽物品牟利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利用复印、复写、复录、翻拍等手段复制淫秽物品的行为。国家在制定一系列行政法规的同时,还通过刑罚手段来打击这种行为。
  检察官提醒,在销售和经营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将复制淫秽物品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否则会引来牢狱之灾。
  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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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13 08:59:02
  【携带凶器盗窃触犯刑法被处罚】
  近日,寿县法院审理了一起盗窃案件。2011年11月15日8时许,被告人齐某携带匕首来到寿县寿春镇东大街北过驿巷,趁被害人江某忙于卸货,从其停放在“聚味园”门口的货车驾驶室内,将其背包盗走,内有江某身份证、驾驶证、手机一部及现金65元。被告人齐某在逃窜时,被寿县公安局民警抓获。
  上述事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相关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法院认为:被告人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携带凶器盗窃,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齐某曾因吸毒被强制戒毒2年,属有劣迹行为,可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齐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对被告人齐某携带的折叠刀予以没收。
   来源:六安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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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14 08:37:24
  【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刑法被处罚】
  近日,寿县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件。2011年12月13日17时许,被告人严某酒后驾驶轿车沿寿春北路由北向南行驶,在行至寿县寿春镇丁字路口北40米路段时与赵某驾驶的轿车相撞。后经检测,被告人严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77.2MG/100ML.
  上述事实,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严某亦无异议,并有相关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法院认为:被告人严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危险驾驶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人严某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悔罪表现明显,对被害人的民事部分已给予了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对此情节,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并可适用缓刑。根据相关法律判决被告人严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罚金5000元。
  来源:六安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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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14 08:46:39
大家可以跟着帖子一直学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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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15 08:47:56
  【偏执型分裂症发病 故意伤害触犯刑法】
  近日,寿县法院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2012年5月3日15时许,被告人高某在寿县安丰塘镇井亭村团结渠平桥与被害人姚某相遇,高某无故用随身携带的铁锨击打姚某头部、背部,致姚某受伤。后经法医鉴定,姚某所受伤系轻伤。
  同时查明:经六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高某实施伤人行为时处于偏执型分裂症发病期,辨认及控制能力明显削弱,系限定责任能力。
  上述事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相关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法院认为:被告人高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高某实施伤人行为时处于偏执型分裂症发病期,辨认及控制能力明显削弱,系限定责任能力,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高某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故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高某犯故意伤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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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15 08:48:25

回复#37楼时光的帖子

谢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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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16 08:33:49
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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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19 08:49:15
  【热议虐童女教师被释放是否符合法治精神 是否该入罪】
  11月16日,浙江温岭官方发布消息称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女教师虐童事件经警方深入侦查,认为涉案当事人颜艳红不构成犯罪,现依法撤销刑事案件,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羁押期限折抵行政拘留。16日,温岭警方已释放了颜艳红。(11月16日中国新闻网)
  依据刑法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由于颜艳红的行为不符合当前刑法中的每一个罪名,所以颜艳红虽然有过错,但并不构成犯罪,所以,温岭警方将其释放是符合法治精神的。
  尽管很多人从感情上无法接受颜艳红被释放而没有被判刑的结果,希望其能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一个法治社会一切就要按照法律办事,没有刑法上的依据,就不能用刑法进行处罚。这就是法治。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不能因为舆论的压力,就想方设法把一个人定罪,否则就是有悖法理,有违法治精神,将不利于法治观念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怪只怪刑法没有相关犯罪的规定,毫无疑问,这暴露出当前法律的不完善。为此,很多人建议增加“虐童罪”,笔者深以为然。随着虐童行为的不断曝出,惹得社会公愤,但是由于法律条文的缺失,导致这种行为无法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增加“虐童罪”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建议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弥补相关罪名的缺失。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新的刑法修正案规定了“虐童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中的“禁止重法溯及既往”的要求,也不能再将颜艳红处以刑罚了。因为,我国刑法的溯及原则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没有溯及力,但如果按新法不构成犯罪或处罚较轻的,即溯及既往,适用新法。也就是说,即使新刑法增加了“虐童罪”,但对于颜艳红的行为依然要按照旧法,即不触犯刑法被释放。
  但是,颜艳红的行为不触犯刑法,并不等于说不违法,颜艳红如今已经应受到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而且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她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虽然这代价相对于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有点小,但如果能推动“虐童罪”进入刑法,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来源: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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