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 【刑法看点大本营】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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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0 08:42:25
  【销售两张盗版就判刑并不是好事】
  有媒体报道,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著作权法》正在修改中,未来销售盗版光盘处罚门槛将大幅降低。“过去销售600张盗版光盘才判刑,以后销售一张两张就会判刑。”
  销售一张两张盗版光盘就会被判刑,这恐怕很符合一些重刑主义者的胃口,因为,在他们看来,各种社会不良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刑罚不够重。所以,见死不救要入罪,食品问题多多就要加重刑罚。柳署长的表述也是不够严谨的,因为《著作权法》既不是刑法典也不是单行刑法,更不是司法解释,由《著作权法》来规定销售一张两张盗版光盘就要判刑,并不现实。
  好了,就算是刑法典或者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销售一张两张盗版光盘就要判刑,这对于打击盗版光盘就一定是件好事吗?其结果完全可能是这样一个局面,盗版光盘制作和销售仍然非常猖獗,但是,有关部门却高调宣布打击了众多侵权罪犯,而那些被打击者恰恰只是那些在街头巷角偷偷卖少量盗版光盘的底层人士。
  早在几百年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就告诫我们“刑法的本质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现在规定“销售600张盗版光盘就被判刑”的规定已经足够严厉,问题在于,一是行政执法部门不愿意深入打击,有的仅仅是满足于抓“小萝卜头”,更有的是对侵权的违法嫌疑人“以罚代刑”。二是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机关的协调沟通不够,有些案件,行政执法机关没有侦查权,无法深入开展取证,而公安机关则出于种种理由,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往往又不接收和介入侦查。
  当然,销售一张两张盗版光盘并不是不能处罚,而是应有相应的法律来规范,比如接受行政处罚和治安处罚,甚至是治安拘留。因为,刑法讲究谦抑性,刑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他法律可以规范的事情就不需要动用刑罚。如果销售一张盗版光盘就要判刑,那么销售一千张是不是要判处死刑?
  立法容易执法难,而执法者推卸责任的方法往往就是将问题往法律身上靠。法律无法承受执法不力之痛,而刑法更无法承受“销售一张盗版光盘就要判刑”之痛。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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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1 08:53:54
暂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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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1 09:35:51
总结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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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2 1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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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2 10:24:27
  【台“刑法”部分条文修正 加大处罚虐童行为】
  据台媒报道,虐童事件近日频传,台湾立法机构通过“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条文指出,通过凌虐或其他方法,影响幼童身心健全或发育的行为纳为虐童要件,明确凌虐或妨害未满16岁的人身心健全或发育者,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如果意图营利施以犯行,除了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外,还处300万(新台币,下同)以下罚金。
  提案的国民党“立委”谢国梁认为,“新法”重点在于增订虐童要件。“过去条文法案内容只是对他身体要有所损害,或许饿他肚子、不给饭吃、长期辱骂造成生理创伤,所以此次条文要把身心损害都纳为犯行的构成要件”。
  参与“修法”的国民党“立委”王育敏说,“如果他凌虐孩子还意图要营利的话,那这次‘修法’还是要重罚,过去这部分才处1000元以下罚金,这次就是要并科300万以下罚金,所以是采取比较严厉的处罚”。
  王育敏更指出,过去“法令”重点是在身体伤害,而现在更进一步考虑到身心发育,她认为这是儿童保护的新思维。
  来源:海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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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3 08:39:29
  【改变及冲销电量、电费 侵吞公款触犯刑法】
  寿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夏某贪污罪,向寿县法院提起公诉。现案件已审理终结。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5月至2010年8月,被告人夏某在任安徽电力寿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瓦埠供电所核算员兼开票员期间,多次在电脑系统封账前采取对已开票收费的部分用户发票底根进行冲销和对电脑MIS营销系统中的用电指数进行篡改,并按冲销后的电费金额对公司报账,隐瞒用户真实用电情况及缴费实际金额,从而将所收的电费截留占为已有,被告人夏某通过这种方法侵吞电费共计88640元。
  2010年8月上旬,被告人夏某主动向寿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投案,并于2010年9月8日向公司退出赃款74782元。
  上述事实, 被告人夏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相关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法院认为:被告人夏某利用担任安徽电力寿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瓦埠供电所核算员兼开票员职务之便,采取在电脑系统中对该所电量、电费数据改变及冲销手段,侵吞公款88460元占为己有,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予以支持。对被告人夏某自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的情节、对其贪污的公款已归还的情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并可适用缓刑,对辩护人相应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夏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对被告人夏某违法所得88460元予以追缴。
   来源:六安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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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5 14:41:46
  【律师刑事辩护权浅议】
  于欣华 王涛
  法国启蒙运动之父伏尔泰曾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深深懂得,一国公民有了说话的权利,才会赢得其他权利,也才配享有自由。作为法治理念的践行者和守护者,律师说话的权利无疑更加真切地反映了一国法治发展的状况。“律师与当事人直接联系,并具有依赖于不稳定的社会评价的私人开业者的属性,因此倾向于扮演代表无权无势者、维护法定平等性的角色。”(季卫东语)当律师在刑事庭审中作为被告人法定权益的捍卫者,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时,他们说话的权利显得尤为重要,赋予律师在庭审中言论豁免权已是世界各国的通例。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律师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甚至一度被认为是黑白不分、搬弄是非、教唆滥诉之“元凶”。在这种法律文化之下,律师制度自然无法正常发展,律师也没有说话的权利。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律师制度才得到恢复,继而迅速发展,律师的数量和专业水准大幅提高。律师法明确将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律上赋予律师明确地位,给予了律师在从业中的自信和热情,其所蕴含的对法律正义的执著追求,更是让人们对律师职业逐渐向往。
  然而,法律文字上的应然宣告,并不能等于实践当中律师权利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落实。怀着律师执业可能遇到的困境,以及对这些困境随之带来问题的忧虑,西北大学法治调研课题组在刘丹冰教授的带领下,历时近两年,发放数万问卷,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地域,以刑事案件中的律师为研究样本,在走访八省市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西部法治发展报告(2012)——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及其工作状况调研》,对西部地区律师工作状况、各项基本权利的落实做了较为系统和认真的调查、梳理与反思。
  我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言论豁免权是指律师对于在法庭上发表的除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外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律师法赋予律师言论豁免权,能够切实保障律师在庭审中充分履行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职责,不必担心因此受到任何民事或刑事责任追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庭审的功能,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律师言论豁免权对于律师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利。尽管如此,调查结果显示,律师言论豁免权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当问及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享有法庭言论豁免权(即律师不应因其辩护言论而受到法律追究),您认为该项权利能否贯彻落实时,15.77%的受访律师认为可以得到有效落实,然而,有75.67%的受访律师认为律师言论豁免权缺乏保障措施,很难落实。与此相对应,当问及受访律师进行刑事辩护时,是否遇到过法官以既成观点审理案件,而无视辩护律师意见的情形时,55.15%受访律师认为遇到过法官以既成观点审理案件,而无视自己的辩护意见。
  这些数据说明,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律师的执业权利得不到尊重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不仅如此,律师在代理刑事诉讼案件中,头上还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西部地区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及其工作状况的调研,使我们看到律师的相关权利,特别是言论豁免权还有待加强和维护。律师作为法治国家的有机构成,既然被委以重任,就必须赋予其充分的言论自由。只有这样,律师才能服务于当事人,才能服务于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捍卫律师说话的权利,就是在捍卫普通民众说话的权利,就是在实践和维护人权。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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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6 10:10:18
  【砍树过失致人重伤触犯刑法被处罚】
  近日,寿县法院审理一起过失致人重伤的案件。2011年3月31日18时许,被告人王某带着其家属王得芝等人到寿县公安局九龙派出所门前砍伐寿六路旁杨树,在砍树的过程中,王某等人不按照事先确定的先砍伐树冠部分再砍伐树根部分等安全操作流程,贸然砍伐树根部分,造成杨树倒向寿六路路面,砸中过路的行人顾某,致使其头部被砸伤,经寿县公安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顾某头部所受损伤属重伤。
  同时查明:被告人王某于2011年5月9日向寿县公安局九龙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王某共赔付被害人顾某医疗费等费用32700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相关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伐树过程中过失致人重伤,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王某于2011年5月9日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民事部分赔偿了被害人32700元,故辩护人建议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某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来源:六安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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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7 08:36:38
  【刑法不宜轻易增设罪名】
  乔新生
  浙江温岭幼儿园教师虐待儿童新闻事件曝光之后,一些新闻媒体呼吁尽快修改我国刑法,增加有关虐待儿童犯罪的内容,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但是,也有一些媒体认为,如果出现一个违法的行为,就增加一个罪名,那么,我国的刑法将会不堪重负。
  事实上,近年来由于我国刑法不断增加罪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刑法不应该无节制地增加罪名。如果刑法中规定的罪名越来越多,那么,不仅会增加司法的难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公民动辄得咎。当年我国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刑法中增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的内容。事实证明,这样的立法方式非但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反而滋生出新的法律适用问题。
  比如,关于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问题,司法机关完全可以比照我国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有关条款加以处理,只需要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使用范围进行必要的调整即可。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专门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结果导致一些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谋财害命的生产经营者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反而由于刑罚体系的混乱而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方面,立法机关应当充分吸取教训,在修改法律规则的时候,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刑事法律体系的简约性和通俗性。如果无节制地增加罪名,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困难。刑法规定的罪名并非越多越好,只要掌握系统论的基本方法,在制定法律规则的时候把相同或者相似的罪名归纳整理在一起,可以减少我国刑法的篇幅,节约刑法适用的成本,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
  在保护儿童合法权益方面,我国刑法已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首先,在我国刑法中有虐待罪和遗弃罪名,只要是家庭成员或者负有扶养义务的公民,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情节恶劣的都应该构成犯罪。非家庭成员或者不承担扶养义务的公民虐待儿童,情节严重应当以伤害罪论处。
  其次,对于类似于浙江温岭幼儿园老师这种带有恶作剧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了寻衅滋事罪,如果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当地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对幼儿园的老师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但随即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措施,这说明当地公安机关认为幼儿园老师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完全属于道德意识败坏,以随意殴打他人为乐趣,追求精神上刺激的不法行为。对于这一类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刑事法律制度不宜对此类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幼儿园老师给未成年人精神上造成的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补偿。不必以刑罚的方式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笔者反对任何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惩罚儿童的行为。对于现实生活中负有特定职责的公民譬如幼儿园的老师体罚学生的行为,应当予以严惩。但是,不能以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弥补道德伦理方面存在的漏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批评教育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并且通过强制社区义务劳动促使他们洗心革面,重新赢得公众的信赖。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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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8 08:33:34
  【心存侥幸撞死女孩 触犯刑法悔不当初】
  近日,阜宁县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被告人陈某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今年9月,被告人陈某驾驶无号牌拖拉机由阜宁县陈集镇桥头村往汪朱村,行驶水泥路至北侧桥面时,因判断操作失误与对面骑自行车的9岁女孩相撞,后女孩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阜宁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被告人陈某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交警询问他:是否知道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无号牌拖拉机?陈某回答:他知道,他当时存有侥幸心理,以为偶尔开一次,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案发后,被告人陈某赔偿女孩近亲属经济损失人民币240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陈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陈某表示服判,并对自己的交通肇事行为后悔不已。
  来源:盐城新闻网-盐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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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29 08:34:47
  【学校出纳将公款存入个人账户获息15元触刑法】
  广西桂林一学校出纳公款私存获15.71元利息,归案后其如实供述了犯罪行为,并主动退赃。11月21日,广西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被告人白先明免予刑事处罚。
  白先明系国有事业单位桂林市某实验学校的数学教师兼学校出纳,负责学校各项公款的收取支出工作。2010年3月30日,白先明为私自营利,擅自用现金支票从学校对公账户取出50000元备用金存入其私人账户中。3月31日,白先明将50000元公款连同其已收到但未上交的学校教职工用餐费9789元和其他公款50元,共计59839元办理了银行通知存款业务至4月7日,得利息15.71元据为己有。4月12日,白先明将挪用的公款交回学校的对公账户内。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白先明在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白先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出纳职务的便利,挪用公款59839元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鉴于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后果较轻,悔罪表现好,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况,法院决定对被告人白先明免予刑事处罚。遂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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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1-30 08:57:48
  【“兼营”毒品补贴家用 无知主妇触犯刑法】
  经营小卖部获利微薄,竟在店内“兼营”毒品从中牟利,把犯罪所得用来补贴家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检察院日前以贩卖毒品罪将犯罪嫌疑人王秀珍依法批准逮捕。
  家住郊区的王秀珍在自家门口开了一间小卖部,经营日用品养家糊口,利润微薄。今年10月,一名吸毒人员到小卖部问是否有毒品卖。通过与这名吸毒人员聊天,王秀珍得知贩卖毒品利润巨大。于是王秀珍打起了买卖毒品赚取差价的主意,并向贩毒人员购买数包海洛因藏在小卖部内,之后分几次将毒品卖出去,从中赚了不少钱,全部补贴家用。
  11月20日,王秀珍再次在小卖部内贩卖毒品时,被缉毒民警当场抓获。民警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2.4克,毒资人民币3.6万余元,作案用手机10部,同时在小卖部内抓获前来购买毒品的吸毒人员三名。
  来源: 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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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03 08:38:30
  【刑法学家张明楷:以法益的侵害重构犯罪构成的理论体系】
  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楷29日做客山东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针对当下刑法学理论的争议点,为山大学子带来了有关犯罪体系核心问题的学术报告。
  刑法作为对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影响最大的法律部门,学界关于犯罪构成体系的理论争议长期存在。中国司法界和理论界一直以来奉行包含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的四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在现实中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困境。对此,张明楷教授指出,中国通行犯罪构成体系的核心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张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现实存在着主观与客观认识不清,四个要件作用不明确,司法机关过分依赖主观问题定罪以及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要件间关系不合理的问题,这就使得刑法在相关犯罪的认定上出现了违反逻辑和人民群众难以接受的问题,影响了刑法社会作用的发挥。
  在分析现行刑法问题的基础上,张明楷教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将犯罪的违法(即违法性)与责任(即有责性)分开,以法益的侵害重构犯罪构成的理论体系。张明楷教授解释说,违法解决的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正当的问题,有责性解决的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应受谴责的问题。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需要首先判断其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然后再判断行为是否应受刑法谴责。违法性是有责性的前提,没有违法性就没有有责性;责任是针对违法行为的责任,没有违法行为亦没有承担责任的意义。除此之外,张明楷教授还强调了把握违法实质的重要性,他告诫在场法科学生不能仅仅凭借行为的表面现象来出罪和入罪,要深入理解刑法规范背后的意义,正确适用刑法。
  山东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柳忠卫教授评论说:“张明楷教授作为中国刑法学第二代学者的领袖,其犯罪体系理论对我国刑法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认识和理解张教授的刑法理论是包括广大”K粉“(张明楷粉丝的昵称)在内的所有当代法科学生的基本素养。”
  张明楷,湖北仙桃人,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后先后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和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论文《新刑法与并合主义》、《行政刑法辨析》、《新刑法与客观主义》等260余篇,出版著作《刑法学教程》、《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等近20本。
  来源:中新网山东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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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04 09:43:54
  【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在京召开】
  第四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于12月1日至3日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嘉宾由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组成,其中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西班牙、俄罗斯、中国、瑞士、加拿大、巴西、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还首次邀请了乌克兰等国家的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有关部门、欧盟有关机构也派官员和学者参加会议。
  在本届论坛上,第四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主席何秉松教授发表了《刑罚理念的更新与犯罪对策的调整》的主题报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是目前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刑法与犯罪的学术论坛,共有70多位国际著名刑法学专家应邀参加了本届论坛。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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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05 10:28:04
  【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机制】
  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形势和跨国商业贿赂案件连续出现的状况,我国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进行了部署,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认真抓落实。由于商业贿赂已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因而治理商业贿赂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以法律为手段,从根本上加以治理。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实践我国历来重视打击贿赂犯罪,在立法和司法上都有大量的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一,立法得到不断完善。我国刑法第八章对贿赂罪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另外针对发生在公司和企业中的贿赂行为,第三章还规定了公司和企业人员行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先后三次对刑法进行修正,打击贿赂犯罪的刑法体系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网络越来越严密。
  第二,司法和行政执法中把惩治贿赂犯罪始终作为一个重点。我国的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每年在部署任务时,都强调要大力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而且每年都要处理大量贿赂案件,特别是权钱交易的案件和领导干部受贿案件。
  第三,根据形势的变化,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提高了打击贿赂犯罪的能力。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以中央纪委全会和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的形式部署了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级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注重把查办案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了工作机制,加大了督办力度。各地区的有关部门突出查办利用审批权、监管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在商业活动中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索贿受贿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商业贿赂案件,并注意查处中介组织直接参与或者介绍商业贿赂的犯罪案件、非国家工作人员重大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带有系统性行业“潜规则”特点的商业贿赂案件等,一批涉案金额大、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商业贿赂案件得到严肃查处。据统计,2011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1.48万件,涉案金额42.8亿多元。我国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但在透明国际的得分和排位上仍然比较靠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跨国商业贿赂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治理。
  借鉴《公约》完善商业贿赂治理为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实施公约的需要,我国应借鉴《公约》完善相关制度,以更好的治理跨国商业贿赂。
  一是确立“零容忍”的治理政策。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推行新多边主义与改进全球治理的时代,必须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才能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多种危机问题。基于预防腐败和形成廉洁社会环境的需要,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条约,都明显体现了对贿赂行为的“零容忍”政策。虽然目前实施“零容忍”政策面临诸多困难,且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可以通过制度的科学设计和实践的合理操作,逐步实现预期目标。“零容忍”政策的逐步实施到位,有助于形成廉洁的商业环境,从根本上消除贿赂的一些潜规则。
  二是完善相关立法,以适应国际合作的需要。首先要制定单行的《反商业贿赂法》。针对现行法律分散,体系不完整的问题,借鉴国际立法的经验,制定统一的单行法律,把科学的原则,好的制度和做法纳入进去。市场经济要与国际接轨,立法也要符合国际趋势的要求,规定中应该包括相关的海外反商业贿赂的条款。可以通过借鉴美国、德国等的立法,参加相关国际协定,涵盖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的内容,以填补法律上的空白。
  其次要完善合同法和财务税收管理的相关规定。在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过程中,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等规定,我国已经在取消特许权、许可证、执照或撤消其他类似文书或者采取其他任何救济行动作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惩罚措施做出了一些实际举动,但“将贿赂视为废止或者撤消合同的法定事由”等规则的落实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落实。所以补充或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的任务依旧很重。
  另外,需要结合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工作的深入开展,与政府信息化建设相衔接,与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配套,推进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等重要法律的修订和完善。
  三是完善打击跨国商业贿赂的国际合作机制。第一,健全多边合作机制。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加强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合作。我国加入公约后,遵守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善意履行条约义务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国际法的一些规则是国际经验的科学总结,适合与治理商业贿赂的要求,运用这些规则,可以为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提供有效的工具。
  另外,开展国际合作需要借鉴和遵守国际法规则。《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了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合作原则,奠定了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合作基础,我们要利用好这些规则特别是要利用公约提供的框架,与有关国家进行法律合作,利用有效的司法协助,作好调查取证工作;利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公约提供的反洗钱国际法律合作框架,解决商业贿赂与国际洗钱紧密相连的问题,维护国家或集体的利益。
  第二,健全双边合作机制。在制定和实施双边合作条约时,充分考虑国内的情况,使国际法的原则具体化,使国际合作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切合本国具体实际。当前,要着重在治理商业贿赂能力建设、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追缴和返还涉及腐败案件资产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健全与跨国商业贿赂有关的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产返还等方面的工作机制。
  另外,还要利用现有的法律合作框架,形成有效的国内追诉机制,在打击商业贿赂方面同世界各国协调行动,使各种法律措施的最终落实在每一个商业贿赂个案的调查和处理过程中。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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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06 10:10:12
  【治理渎职罪应将目光放在刑法之外】
  近年来,以渎职罪为典型的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已经引起理论及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轻刑”并非就是问题,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渎职罪量刑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一、在整体推进中实现局部完善
  局部的完善是在整体推进中实现的。量刑改革的视野不局限于量刑本身。渎职罪量刑改革的目标即在于,立足渎职罪个罪特性,通过完善立法、增强司法操作性,系统规范、合理引导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在量刑层面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渎职犯罪的裁判价值。从实体的角度而言,定罪与量刑因果层次的逻辑关系表明了定罪准确对于量刑公正的决定性意义。因此,渎职罪量刑改革的努力必须置于定罪环节之后。针对传统重定罪轻量刑的思维模式,有学者提出“量刑优于定罪”的观点,强调“从形式公正到实质公正的转变”。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从司法理念的纠偏而言,强调量刑的重要性是有必要的,但不宜因此而将定罪与量刑这两个不可分割的评价阶段断裂为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概念,更不应否定准确定罪在实现公正量刑、实现刑罚目的、实现刑法正义中的基础性、决定性的地位。“定性分歧”是渎职罪量刑实践中存在的一类典型问题,这类问题属于立法不完善带来的司法适用问题,故应在立法层面探寻方案,即应立足定罪要素的完善。从程序的角度而言,量刑尽管是审判环节的职能活动,但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立案、侦查、公诉、执行环节相对独立,有序推进。在这一多米诺式动态序列运动关系中,后一环节的程序功能和实体功能的实际成效即是前端各环节功能实现成效累加的结果。这种关系特征决定了诉讼程序中某一环节的完善,除了其自身针对性地进行改造外,还需要其他环节,尤其是前端环节的“配套性”完善。后端环节的完善也很重要,其对前端环节的完善会形成倒逼效应,如量刑完善能在机制上形成积极的司法动力,促使侦查、公诉环节重视量刑工作,如全面收集审查运用量刑证据。
  二、“网密”重于“绳粗”
  渎职罪立法完善应是“实体层面严密法网”与“程序层面强化规范”。对渎职罪量刑问题的研究不是纯粹的对事物本身的观察,而是要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态势,以历史性思维和相对论视角来审视研究对象。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学者提出“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社会风险增加,“刑罚功能的定位从传统的追求报应,到更加关注风险控制。相应地,刑法立法也应从结果本位转向行为本位,以突出对社会的保护和刑法的预防功能。”实践中对一些行为往往采取的应对思路是从严,但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只重视“绳粗”,即加大惩处力度,却忽视了“网密”,而让潜在犯罪者内心忌惮而实现一般预防之效果,较之事后严刑峻罚惩处更为重要。刑事法网的严密较之事后的重罚更有利于抑制犯罪的发生。笔者认为,立法在界定犯罪行为、确立刑罚限度、严密刑事法网等方面,应侧重社会保护的需要,以该类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法定刑设置的主要依据。而在程序层面,则应侧重人权保障,规范诉讼程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法律适用提供公开、公正的司法环境。
  三、“功夫在诗外”
  从渎职罪刑罚功能定位角度而言,渎职犯罪治理应将目光放在刑法之外,即对渎职犯罪应确立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罚适用导向。
  报应是刑罚的本性,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是超越于个案之上的、宏观层面的价值取向,并非刑罚与生俱来的功能。风险社会背景下,刑罚功能已不限于刑罚适用本身,而是更强调其前置性的社会保护功能和后续的延伸性的预防功能。对于属于法定犯的渎职罪更是如此。渎职罪刑罚功能定位不能脱离当前社会环境下各级司法机关对犯罪治理的整体定位。这意味着,在不突破法律边线的前提下,对包括渎职罪在内的犯罪治理不应局限于犯罪本身,而应更加注重反映在经济发展、社会效应等层面的延伸效果。针对渎职罪的发案特点、发案原因、对社会的危害特征以及渎职罪犯罪群体对国家政权实施的作用和影响,对渎职犯罪人适用刑罚应立足渎职罪的发案原因,实行“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渎职犯罪对制度漏洞的警示功能,不断完善制度、规范执行,增加资格刑的适用,从前端的预防环节和末端的执行环节,逐步消除潜在渎职犯罪人的现实转化的外界条件。
  就预防角度而言,由于渎职罪是以职务名义实施的犯罪,属于法定犯,在犯罪控制方法上,与同属于法定犯的经济类犯罪的治理模式有可借鉴之处。渎职犯罪和经济犯罪一样,也是在社会发展中危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而成为突出社会问题时被现时法律评价为犯罪的行为。渎职罪的犯罪对象为国家公权,其承载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公权正常的运行秩序。国家公权的运行规则由法律或者其他形式的各类规范或制度性规定来体现。所以,渎职行为总是与违反有关规范或制度规定连在一起。因此,类似于经济犯罪,渎职罪预防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相关公权运作领域制度的完善来实现的。完善公权运行的制度设计、加强对公权运行风险的预防性监管,也同样有助于抑制渎职犯罪。
  上述观点从破窗理论也可得到进一步印证。破窗理论揭示了某些犯罪与具有诱发性的外部环境有相关性这一原理,提供了通过重视改善外部环境来减少和预防犯罪发生的犯罪应对策略。渎职罪的犯罪规律和特点决定了,渎职犯罪预防的重点不在于渎职罪本身的打击,而在于渎职罪所侵害的各类公权规定的完善度、执行效率和制度监控与保障,当然,更有对例行公职人员的有效培训,使他们明确职责范围、权限、操作规则,这些不仅是犯罪预防的需要,也是对公权执行者的保护。显然,在一个规则缜密、运行规范的法治环境中,是没有太多渎职的机会的。
  (本文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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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10 08:38:04
  【轻微刑事犯罪刑事和解有法可依】
  2013年1月1日起,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正式开始施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0条,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这次修改的内容,更是涉及了诸多方面,其中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范围的变更、刑事和解程序的明确等,都是老百姓在日后参与诉讼时可能会遇上的变化。
  对此,记者采访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张乾雷,请他讲解新刑诉法的这些变化。
  轻微犯罪可刑事和解新法新规:修改后的刑诉法有两项条款涉及刑事和解制度,第277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第279条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设定了法律后果:从轻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其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除外。
  60多岁的王老爷子和刘某是好邻居,两人也都是黑摩的司机。某日因为两人同争一个客人出现矛盾,刘某出手将王老爷子打成轻伤,几经调解无效。法院经审理后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判决结果,分别要求上诉。
  张乾雷法官说,类似这样的案件若依据新刑诉法有关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处理,可以有效化解纠纷。该案中,王老爷子非常了解刘某家的情况,本意也不想将刘某送进监狱,而是为了向刘某多索要些赔偿款,但又缺乏相关票据;而被告刘某在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后,积极主动地赔偿原告并真诚道歉,定会获得王老爷子的谅解,这样一来双方都会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
  “刑事和解就是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的体现,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若达成和解协议,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张乾雷说。
  细化规定排非法证据新法新规:新刑诉法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121条还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今年9月,郭宗奎等四人因涉嫌贩卖、运输毒品在北京一中院受审,庭审过程中,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开展了法庭调查,侦办此案的两名民警被要求出庭作证。据被告人郭宗奎说,他在四川被抓获后,两名侦查人员拍桌子、大声对他进行恐吓,逼迫其认罪,在押送过程中还主动透露案情进行诱供,并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说,就见不到家人了。郭宗奎提出,自己所作的有罪供述,完全是在紧张、害怕的心理压力下作出的。经过审议,合议庭宣布郭宗奎的第一份供述是侦查人员非法取得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此在后续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不得将上述供述作为证据在庭上宣读。
  张乾雷提示说,如果案件的嫌疑人、被告人真的遇到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或借用威胁、利诱、欺骗等手段非法获取证据等情况,需要具体地说出实施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或其警号,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和具体方式等。如果只是在法庭上随意称自己受到刑讯逼供,却说不出具体情形,主张是很难得到法院认可的。此外,看守所等办案区现在基本都安装有具备数据存储功能的电子监控设备,电子设备不但用于监督,还可在需要时进行取证。
  附带民事诉讼可调解新法新规:新刑诉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从而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制在了“物质损失”。
  此外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依据这些规定,今后,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原告人或检察院将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而最重要的是在此类型案件中,也将可以适用调解。
  被害人邱某被张某砍伤,在邱某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中,其要求张某赔偿其包括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在内的共计30万元。法院在审理之后,支持了邱某大部分请求,但对于精神抚慰金部分,法院认为超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因此未予支持。
  张乾雷解释说,修改后的刑诉法仍然没有将“精神损失赔偿”纳入到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包括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非因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直接物质损失,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得不到保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害人没有主张这些赔偿的权利,实践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这部分权益。
  张乾雷认为,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可以就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而且调解款数额是不受法律规定赔偿款数额限制的,调解将更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被害人接受调解,其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害将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同时对于被告人来说,其罪行如果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他在量刑上也可以获得从轻的情节,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结果。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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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11 08:35:34
  【瑞士拟修改刑法重新引入短期徒刑】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北京)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瑞士于2007年实施了刑法修正案后,两年(含)以下的短期徒刑实际上名存实亡,法官在判决时开始用缓刑、罚金或者社区公益劳动等方式代替短期监禁刑罚。这种不同寻常的刑事司法制度实施5年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思。人们开始质疑是否这种过于宽容的制度导致了犯罪率的升高及恶性案件的增多。目前,瑞士正在考虑修改刑法,重新引入短期监禁刑罚,瑞士议会将于明年对于刑法修正案正式进行讨论祝文淇不走寻常路的刑事司法提及瑞士,人们大多会想到,这是一个永久中立、社会治安好、经济水平及生活水准高、宜居的欧洲国家。然而近年来,这个全球著名的低犯罪率国家,开始实行与欧洲国家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刑事司法制度。自2007年以来的5年中,瑞士的短期监禁刑罚“名存实亡”,大都被缓刑、罚金或社区公益劳动所代替。
  在人们的认知中,大多数实施了暴力犯罪,如严重人身伤害罪的罪犯,等来的法庭判决应该是年数不等的监禁刑罚。然而在瑞士,情况却不尽如此。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0年在瑞士被判严重人身伤害罪的罪犯中,只有7.6%的犯罪分子接受了监禁刑的处罚,与之相比,剩下的绝大多数,即92.4%的犯罪分子,只是被处以缓刑、罚金等处罚。
  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数字:在2010年瑞士所有的6840起成年人所实施的暴力犯罪案件中,只有11.5%的罪犯被法官判处了监禁刑,有多达70.7%的罪犯被判处的是缓刑(其中,未处以罚款的缓刑17.4%,被处以罚款的缓刑53.3%),还有14.1%罪犯被判处的只是缴纳罚金等经济处罚,另有3.7%的罪犯只需进行社区服务。
  从以上瑞士暴力罪犯所接受的监禁处罚比例中可以看出,瑞士的量刑及刑事司法制度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步调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不走寻常路”。其中,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瑞士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新的刑法修正案。
  不过,在此刑法修正案实施之前,一项2006年进行的欧洲犯罪对比调查就发现,瑞士被判人身伤害罪的罪犯中,只有9%受到监禁处罚,远低于欧洲国家平均37%的监禁处罚比例。在刑法修正案于2007年生效后,瑞士对罪犯实施监禁处罚的比例与之前相比进一步下降。
  瑞士联邦统计局的数字还表明,在刑法修正案未生效之前,瑞士对暴力罪犯的监禁处罚比例大约在20.2%左右,刑法修正案生效之后,就降低到了上述的11.5%.刑法修正案废除短期刑瑞士刑法典上载明,对罪犯可以实行剥夺人身自由、罚金、公益劳动三种惩罚措施。其中,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期在6个月至20年之间,或者是终身监禁。自1942年以来,瑞士刑法典经过了许多次修改。最近的一次刑法修正案于2007年正式生效。
  然而,自最近的刑法修正案于2007年起开始实施后,瑞士实际上废除了两年(含)以下的短期徒刑,开始用交付罚金、缓刑或者社区公益劳动等方式代替短期监禁刑。
  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自2007年以来,所有短期监禁刑罚,尤其是一年以下的短期徒刑名存实亡,法官在判决时都会以处以罚金或缓刑的方式替代这一惩罚。此外,对于初次犯罪的罪犯,法官多数情况下也都判处缓刑,尽量不判处监禁处罚,只对犯有谋杀等极其严重罪行的初次犯罪的罪犯才作出监禁处罚。
  当初之所以对刑法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瑞士的法律专家们普遍认为,监禁处罚功效有限。这些专家们指出,与缓刑、罚款等其他轻刑相比,入狱服刑并没有有效减少罪犯在瑞士境内重新犯罪的风险。例如,成立于1834年的伯尔尼大学的刑法教授卡尔·路德维格·昆茨就曾这样表示:“实行监禁刑,把罪犯关押起来,本意是为了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犯罪行为的侵害,”但昆茨对于监禁刑对于罪犯的震慑作用嗤之以鼻。他在做过许多研究后对此深表怀疑:“我认为监禁刑对于罪犯根本就没有震慑作用。”正是由于许多法律专家持有类似观点,所以瑞士才对刑法进行修正,使短期监禁刑罚转变为处以罚金、缓刑或者社区公益劳动等代替性处罚。
  考虑修改刑法重设短期刑然而,刑法修正案实施后的5年多来,瑞士各界开始对本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反思。苏黎世大学犯罪学与刑法教授马丁·卡利阿斯就呼吁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用罚款与社区服务等新处罚方式全面代替短期监禁刑罚。我们有必要让瑞士民众意识到,瑞士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有多么的不同寻常。”
  目前,虽然瑞士的社会治安总体情况仍然良好,但犯罪率与过去相比已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暴力犯罪与入室盗窃的发生愈发频繁。过去瑞士社会很少出现的公开抢劫、持刀行凶等恶性案件也偶有发生。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瑞士共发生69.3万起犯罪案件,比2010年增长了6%.伴随着犯罪率的上升,瑞士民众的不安全感逐渐增强,民众发觉与前些年相比,近年来瑞士的犯罪率上升与刑法修正案的实施脱不开关系。
  近年来,经常有专家及政界人士呼吁,目前的瑞士刑法对于初犯和轻罪犯人的处罚过于宽容,缺乏足够的惩处力度。例如有声音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缓刑、罚金、社区劳动等代替性处罚对于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始终无法同监禁刑罚相比。
  据悉,目前瑞士正考虑对刑法进行修订,有意在刑法中重新引入短期监禁刑罚,明年瑞士议会将对新的刑法修正案进行讨论。这一决定也受到了检察官们的欢迎。瑞士日内瓦州首席检察官奥利维埃就表示,以罚金代替短期刑并不明智,长期实施罚金制度会造成官僚主义盛行,他希望尽快在瑞士重新引入短期监禁刑罚。
  目前,不少瑞士民众都在期盼对刑法修正案的审议能够尽快提上议会的议事日程,并希望瑞士的社会治安情况能够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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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12 08:38:11
  【刑事法律援助 期待更多律师施以援手】

  核心提示
  4月17日,在全省刑事法律援助试点工作会议上,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手,决定在济源市、永城市、登封市、濮阳县、洛阳市涧西区、焦作市山阳区等6市县区开展刑事法律援助试点。12月11日,全
  省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了前7个月的工作,并对2013年的工作作出部署。据悉,截至11月底,6个试点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206件,是去年同期案件量的422%,其中4个县(市)办理1007件,两个区办理199件。
  定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治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1
  现状在异乡感受到法律援助温暖
  四川人刘某没有想到,独在异乡的他能够感受到河南法律援助的温暖。
  今年5月的一天,位于永城市的河南正剑律师事务所来了一位操着四川口音、满面风尘的老人家。“这位老人家似乎欲言又止,让我觉得很奇怪。”负责接待的赵律师说。
  在赵律师的耐心询问下,老人家才说出了事情的缘由。老人家的儿子刘某从四川来到永城市,在老板孙某开办的企业打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同乡打电话说孩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逮捕了。这个消息把我吓坏了,我年纪大,以前也没有出过远门,费尽周折才来到这里。”老人家眼含热泪地说,他想请律师为儿子辩护,却因为交不起律师费一筹莫展。
  “我们律师事务所是永城市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理点,得知刘某的情况后就受理了这一案子。”赵律师说,他们通过阅卷得知,刘某在讨要拖欠的工资时,与孙某发生争执,孙某先动手殴打刘某,双方厮
  打中刘某将孙某打伤。“拖欠我一万多元的工资不给我,这可是我辛辛苦苦一年挣下的血汗钱呀。不给钱还动手打人,我也是气坏了,失去了分寸……”刘某说。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按照法律规定,孙某对自己的受伤具有过错,应酌定减轻刘某的刑事责任。”赵律师说,他找到孙某释法明理后,孙某向法院递交了谅解书。“因为孙某自愿谅解了刘某,法院从轻判处刘某有期徒刑6个月。”赵律师说,刘某和他的父亲对最终的结果非常满意。
  据了解,4月17日,在全省刑事法律援助试点工作会议上,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手,在济源市、永城市、登封市、濮阳县、洛阳市涧西区、焦作市山阳区等6市县区开展刑事法律援助试点。截至11月底,试点工作运行7个月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206件,是去年同期案件量的422%,其中4个县(市)办理1007件,2个区办理199件。
  2
  展望进一步扩大知晓率和覆盖面
  每月的10日和25日,设在济源市看守所的济源市司法局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室都要开展“法律援助释疑惑”活动。律师们在看守所内摆放咨询台,解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们的法律问题,提高在押人员改造的积极性,促使在押人员早日回归社会。
  据济源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赵守辰介绍,值班室还坚持每月开展一次“法制宣传进监所”活动,每月安排一名值班律师,通过看守所内的视频教育系统,对在押人员进行法律宣传,向他们讲解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法律援助等相关法律知识,提高他们学法、用法的能力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从而使在押人员的刑事法律援助知晓率达到100%.
  “新刑诉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覆盖面:将法律援助介入刑事诉讼时机由审判环节提前至侦查环节,使法律援助工作贯穿刑事侦查、审查起诉、法院审判三个阶段,延伸了法律援助的服务领域;不设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范围,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通过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辩护的方式获得法律援助;不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只要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未委托辩护人的,均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在《法律援助条例》基础上,增加了指定辩护情形,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以及强制医疗案件的被告人、被申请人纳入指定辩护范围。“省司法厅副厅长周济生说,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刑诉法确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体制,赋予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监督权限。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我省今年先行开展了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试点。
  “根据这7个月办理的案件数量,我们可以预见,2013年全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将不低于3万件,是2011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3倍至4倍,预计是2012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的3倍。”周济生说,在案件分类方面,县区法律援助案件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犯罪、侦查阶段中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和共同犯罪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或申请受理的案件,平均每个法律援助机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近200件。
  3
  问题实施力量不足是一个共性问题
  “目前,我市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和社会执业律师总数为36人,由于刑事法律援助对专业性要求比较高,因此一般的法律援助工作者或者法律服务工作者难以承担重任,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完全依靠执业律师承办。这就造成了执业律师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刑事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援助的发展。”永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维亮说。
  法律援助实施力量不足是刑事法律援助试点的一个共性问题。据周济生介绍,当前,全省法律援助实施力量由社会律师、法律援助专职人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其中律师办理法律援助业务量占1/3左右,县域律师办理的比例更低一些。刑事诉讼过程的严肃性,决定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只能由法律专业技能高的律师办理。
  据了解,我省虽然是律师资源大省,执业律师超万名,但具体到法律援助工作尤其是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方面还存在三个突出问题:社会律师资源分布不均、地区差异大,县域社会律师资源匮乏。省辖市和城区律师资源满足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尚且不成问题,而全省县域共有律师2122人(含法律援助专职律师159人),80%的县域律师不足20人。
  律师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积极性不高。在过去的刑事诉讼体制下,律师的辩护权、会见权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挥,律师开展刑事辩护往往伴随和面临着刑事诉讼中的不利后果和工作风险,出
  现了律师普遍重民事代理轻刑事辩护、重非诉讼业务轻诉讼业务的执业特点,这也是多年来刑事案件辩护率偏低的直接原因。新刑诉法明确了律师的诉讼权利及保障,但实践中执行效果尚未得到验证。长期以来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偏低,挫伤了律师代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使得原本不愿代理刑事案件的律师更加不愿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使原本匮乏的律师资源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方面更加匮乏。
  刑事辩护工作尤其是承办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的律师准入门槛较高。实习律师和执业年限短的律师都不能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从而减少了能够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数量,使得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律师资源尤其是县域更加紧缺。
  “省司法厅在积极推动增加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编制的同时,尝试探索采取政府雇员、政府出资购买的公益性岗位以及其他政府出资聘用专业人员等新的方式充实法律援助机构人力,洛阳市涧西区试点期间就增了两个法律援助公益岗位,适应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审查、监管工作需要。”周济生说,我省将探索建立合同制的办案模式,通过法律援助机构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合同的方式,由律师事务所承担当地所有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通过与律师签订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合同的方式,由签约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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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建立工作部门协作机制
  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涉及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需要四家的密切配合与协作。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协作,单靠法律援助机构的力量,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周济生表示,最近,司法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修订稿意见,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对今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规范和指导意义。
  日前,省司法厅正在商省公安厅在全省各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工作。看守所值班律师办公室作为在押人员与法律援助机构沟通、公安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协作配合的桥梁,是开展侦查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平台。“法律援助机构和值班律师办公室加强同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严格筛选、教育培训值班律师并相对固定地承办侦查阶段法律援助案件,可以增进公安机关对法律援助及律师工作的了解,主动支持配合法律援助工作,逐步形成良好的工作局面。”周济生说。
  省司法厅已商省公安厅在公安机关办案的格式文书中增加了法律援助告知内容。为确保宣传效果,省司法厅要求,各地要主动配合看守所做好对被羁押人员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利用发放法律援助告知书、宣传单、宣传手册等方式,或者与看守所的宣传告知工作相结合,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看守所起就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宣传,宣传资料实现每个被羁押人员人手一份,力争宣传覆盖面达到100%;配合法院、检察院做好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及近亲属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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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13 08:35:57
  【刑法可将“社会考察”增设为附加刑】
  先从《羊城晚报》今年报道的一个案件说起。2006年,江西籍男子李坤在广东东莞塘厦镇因犯抢劫罪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他改过自新,在深圳一家工厂打工。可是他无论买票乘车还是办居住证,只要在有身份证联网的地方使用身份证,都会被警方请到派出所做笔录。李坤气愤地说:“我都已经刑满释放两年了,已经改邪归正了,依然活得像个逃犯似的。”不堪遭遇众人异样眼光的李坤找到了东莞警方,警方称这是公安部的“内部规定”。根据相关资料表明,公安部《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第4条规定:因故意违法犯罪被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不满五年的要接受管理。该规定第2条还作了这样表述:“重点人口管理为公安机关内部掌握的基础工作,严禁对外泄露。”
  李坤认为他虽然有过“案底”,但现在已是刑满释放人员,并且已改邪归正,应该享受正常公民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公安机关凭哪条法律对他进行跟踪监督考察呢?的确,从刑法基本理论来说,刑事犯罪分子接受刑罚的惩罚,一旦刑满释放,就意味着已经回归社会,除了还有附加刑需要继续执行外,在其他层面的社会生活中与其他社会成员没有什么两样,社会当然不得对其进行歧视。但另一方面,又有众多的数据表明,刑满释放人员中重新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作为社会公共管理机关的公安部门,出台诸如《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也是事出无奈。而作为基层公安机关来说,严格执行公安部颁发的规定也是分内职责。只要基层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没有什么滥用职权和违法之举,要他们擅自放着现行的规定不去执行照办,也着实为难了他们。由此可以看出,问题不是出在基层公安机关如何执行诸如《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规定》等内部规定,而在于这些规定本身是否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
  从法律的基本原理来说,公安部门的内部规定主要是针对公安机关内部成员的,当然应当严禁对外泄露。但是,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法律未授权的行为当然不得为。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定毕竟不属于法律体系范畴,不属于社会规范,不能公开适用于社会成员。不然,在宪法已经明文赋予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禁止任何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现行规定条件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公民没有违反法律的自由行为进行限制和干扰,确有影响公民自由行使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之嫌。
  面对这一两难之事,法律必须作出回答或者进行重新选择。但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笔者认为只要在刑法中增设一个“社会考察”的附加刑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尴尬事。在现行刑罚体系中,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主刑体系,也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的附加刑体系。对于刑罚,刑法明确规定只能由法院“一家”独立适用,其他任何社会组织和团体都无权适用。而其他国家机关在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又必须执行国家有效的、公开颁布的法律方为合法。如果在刑法的附加刑体系中增加了一个“社会考察”的附加刑,就可以有效避免上述尴尬。
  所谓社会考察,可以定义为由法院对已经构成犯罪的人员所适用的、由社会一定管理机关对其进行强制性跟踪管理的一种刑罚方法。这种社会考察既可以附加于一定的主刑进行适用,也可以单独适用。一般来说主要作为附加刑适用于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的、已经服完一定刑罚的刑满释放人员。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结构中,可以由公安机关负责强制执行,也可以由社会矫正机构协同进行。在执行社会考察附加刑的过程中,既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跟踪管理,也可以对其进行强行佩戴“电子手铐”、“电子脚环”进行电子技术性的跟踪管理。“电子手铐”、“电子脚环”系统是利用射频(RFID)技术约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等特定对象行踪的一种现代科技手段,通过把识别标签以手表、脚环等方式戴在特定对象的身体上,借助一定的基站对特定对象进行定位和管理。采用这种方式可对特定对象进行主动、精确化和全天候的实时管理,记录和预知特定对象的行为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当前人为性防范手段的缺失。同时借助这个系统,国家的管理机关可以设定被跟踪的考察对象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有别于剥夺人身自由的羁押性控制手段。这样,与传统的限制人身自由的非羁押性控制手段相比,在监控的实效性上有比较明显的优势。还可以设定对被判决社会考察附加刑适用“电子手铐”、“电子脚环”的特定对象必须随时随身携带这种电子设备,不得人机分离,必须保持电子设备每天24小时处于开机通信状态,因电量不足等客观原因造成关机的,不得超过一定时限;被判决适用“电子手铐”、“电子脚环”的特定对象,必须自觉接受当地公安机关、司法所的监督,接到矫正机构发送的短信、指令和电话后,必须及时回复和接听,并按指令指示行事。
  把社会考察作为一个刑事附加刑规定在刑法之中,可以起到现有的刑罚手段无论是主刑体系还是附加刑体系都无法起到的作用。同时,这种刑事附加刑又可以同目前适用的如管制、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相区别开来。还可以同对这些非监禁刑所使用的禁止令相区别开来。根据刑法规定,对于适用管制、缓刑和决定假释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其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对于社会观察来说,因为一定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法律无法对其进行“四禁”限制,但如果有了社会考察这一附加刑,社会管理机关就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后续跟踪管理。我们已经看到,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提交了《关于建立对高危人员采用“电子手铐”监控维稳司法制度的建议》,在建议中他提出,通过给“高危人员”戴上“电子手铐”实施监控,来减少国内监狱、看守所等羁押场所的压力。但这还远远不够,对于那些已经服完一定刑期但还存在一定人身危险性、即将刑满释放的人员,如果刑法中增设了社会考察的附加刑,我们的社会管理机关就可以名正言顺对那些判处社会考察的刑满释放人员继续进行有效的跟踪管理。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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