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 【刑法看点大本营】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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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14 08:40:33
  【新刑事诉讼法明年1月1日起实施】
  时报讯刑讯逼供、不给吃饭、长达8小时轮流审讯……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八年后又宣布无罪的河南赵作海案,在舆论中掀起轩然大波,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如何保障基本人权?怎样提高司法水平,促进司法公正?
  今年3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继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增加条文65项,修改条文更是超过百条,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改进和完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加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被称为刑事司法当事人权益的“保护神”。
  明年1月1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将实施。昨天,省人大主持召开浙江省贯彻实施新刑诉法座谈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省公安厅、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省人大代表和律师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公安侦查期间律师可作为辩护人介入
  省高院院长:我省已率先推进扩大指定辩护范围
  “我要见我的律师”“等会我的律师会找你”“我当事人有权不回答这个问题”……爱看TVB剧的人,都不会对这些台词陌生。
  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定罪前,不是罪犯,他们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然而,根据修改前的我国刑诉法,律师作为辩护人,要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才能介入。此次新的刑诉法规定,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就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新刑诉法还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将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修改为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应当指定辩护人的对象范围也扩大了,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的人,也应给指定辩护人。
  而且,在“指定辩护”的基础上,还确立了法律援助“申请”制度。比如,新刑诉法规定,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在昨天的座谈会上说,在扩大指定辩护方面,浙江做法已经走在新刑诉法的前面:去年年初,省高院与司法行政机关在刑诉法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推进扩大指定辩护范围,没有钱请律师、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等7种情况下,法院应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而且指定辩护的范围比新刑诉法要求的更广。
  两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共为21337名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指定辩护同比上升112.4%.
  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严禁刑讯逼供
  省检察院检察长:我省已推广重大刑事案讯问录音录像
  这些年来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暴露出的是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我国一些省份司法工作中的“黑暗面”。
  如何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同时做到尊重保护人权?
  依据新的刑诉法,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都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内,通知家属;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同时,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持续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即使是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时间也不得超过24小时;在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而且,还首次明确非法排除规则,即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证言等属“非法证据”要排除;为遏制刑讯逼供,还规定可能判无期徒刑、死刑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要录音或录像。
  对此,省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介绍,此前,金华、衢州等地已探索建立了重大刑事案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以及移送审查批捕起诉等做法。对此,我省已进行推广,全省已有部分检察院会同公安机关建立了该机制。
  为防止死刑案件冤错情况发生,去年7月,省检察院要求在死刑案件审查中,以物证、书证、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客观性证据作为核心证据,构筑案件基础事实脉络、认定案件事实。
  省检察院还联合省公安厅在杭州余杭区检察院、公安局等16家单位,开展审查逮捕必要性说理试点工作,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提请批捕,需要向检察机关提供进行逮捕必要性证明;同时,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也要向公安机关书面说理。据了解,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检察机关对构罪但不具备“社会危险性”的454人作出不捕决定,公安机关无一提起复议,当事人无一申诉。
  未成年被告人分庭审理 我省近半法院设有少年庭
  专章设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这是新刑诉法的又一亮点。
  新刑诉法规定,在未成年被告人通知辩护、附条件不起诉、分别关押、分案审理及犯罪记录封存等方面,都强化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关注。
  对此,齐奇介绍,目前我省近半法院都已设立了少年庭,其他法院也设立了专门的合议庭,实现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庭审理。永嘉、江干、余杭等基层法院,还探索推进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等工作。
  证人须出庭 可隐去身份不暴露外貌
  在法院刑事案件庭审中,证人席上,一般都是空着的。齐奇说,证人出庭率低,是困扰全国各地刑事审判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是有民族性格的原因,不愿抛头露面,另一方面也有怕打击报复的顾虑。
  针对这方面的普遍问题,新刑诉法确立了证人强制出庭以及证人保护和补偿制度。比如,证人可以相对“秘密”的方式出庭,如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恐怖犯罪和黑社会性质范围等案件时,可以不公布证人的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信息,以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的方式出庭作证,对人身和住址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以免证人被打击报复。
  同时,证人出庭作证产生的交通、住宿、就餐以及误工的损失,国家给予补助。有工作单位的证人,工作单位不得克扣或变相克扣证人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
  来源:青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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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17 08:34:08
  【新刑事诉讼法亮点解读】
  近日,临泉县法院的法官将印有案例报道的资料发放给群众,通过以案说法形式进行普法宣传,还将有关法律知识印制在挂历上,通过挂历的实用性达到普法宣传持久性效果。 朱甫/摄
  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此次刑诉法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修正后的条文总数已达290条,并且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有哪些亮点呢?本刊对主要亮点进行解读。 尊重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
  这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这些规定不仅有宣示性、指导性意义,还意味着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排除非法证据 防刑讯逼供
  新刑诉法第50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这一规定,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保障。而将不得自证其罪原则确定下来,更是刑事司法文明的一大进步。 严格限制监视居住防公民无故失踪
  现行刑诉法第64条、第71条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 24小时以内,在 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新刑诉法第73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第83条规定,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第91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现行刑诉法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且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未作规定。新刑诉法删除了现行刑诉法关于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增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家属的规定,严格限制拘留后不通知家属的范围,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之后应立即通知家属。这是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是刑事诉讼立法上的重大进步。 保障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的权利
  新刑诉法把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正式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也就是说,从公安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或是公安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第一次讯问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可以请律师为其进行辩护了。另外,还对律师的“会见权”一项,做了修改: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同时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得被监听,并取消了“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必须在场”的规定。如果看守所没有在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当事人,或是在律师会见当事人时安排了监听等,律师有权进行控告和申诉。 讯问过程录音录像
  新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这个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的产生,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逃避作证将被拘留
  新刑诉法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的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强制证人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除外。对于应作证而不作证的证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作证,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可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适当延长一审案件的审限
  现行刑诉法第168条、第178条规定,一审案件的审限为一个月,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法定特殊情形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审限为20日。
  新刑诉法第20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两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15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214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20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3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
  司法实践中,案情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仅法官阅卷就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当延长一审案件的审限,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准确定罪量刑,确保案件质量。 明确二审应开庭审理的范围
  新刑诉法第22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现行刑诉法规定“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但对“事实清楚”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难以把握不开庭审理的条件,有的本应开庭审理的案件没有开庭审理。新刑诉法删除了现行刑诉法关于“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这一规定,而是列举了4类案件必须开庭审理,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更有利于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增加特别程序保护未成年人
  此次刑诉法修改,增设了“特别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针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原则、各个诉讼环节有关程序作出专门规定。此外,还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诉法第271条、第27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4章、第5章、第6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体为新刑诉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程序设计上给予特别关注,是新刑诉法一大亮点,体现了进一步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由于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主观恶性较小,且可塑性强,对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记录实行封存制度,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
  来源:新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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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18 08:52:13
  【应将国际公约中“没收”之规定吸收到刑法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下称没收程序)是修改后刑诉法在第五编中设置的特别程序之一。修改后刑诉法第280条规定,没收程序适用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刚修订颁发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也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作了细化规定。该规则的第523条第3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犯罪嫌疑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认定为前两款规定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修改后刑诉法第280条规定的没收程序的依据是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了追缴、退赔和没收:“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刑法第64条的规定,不仅适用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还适用于刑法分则中所有需要追缴、没收违法所得的犯罪。但从司法实践的需要来看,刑法第64条“没收”的内容有必要通过刑法修正案加以完善。
  第一,应当在刑法第64条中明确“没收的原则”。没收的原则对没收的立法与实施都具有指导性意义,相关国际公约对没收的原则确立为没收最大可能原则。《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能够没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确立了没收最大化原则,其第31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能够没收。”
  这项原则的确立是十分必要的,没收的设立,构成了对犯罪人惩罚体系的一部分,是对贪利犯罪予以打击的最有效手段,是适合这些犯罪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的必要措施,刑法第64条也规定了没收,但只有一个条文,过于简单。所以,在刑法中首先增设没收的原则,这对打击各种贪利犯罪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案件十分必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没收最大可能原则”应当被吸收到我国刑法中来。
  第二,刑法中的“没收”应当在内容上予以细化并进行分类。刑法没有就没收的内容加以细化,也没有就没收的方式进行分类,对司法实践中打击各种贪利犯罪非常不利。刑法第64条规定的文字表述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较,用语过于简单化,无法应对现实中的复杂情形,应当在刑法立法上更加科学化地表达,使其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
  我国已经先后加入了多项打击犯罪的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5条第6款规定了没收的范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2条“没收与扣押”、《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内容为“冻结、扣押和没收”,其中规定了没收的几种情形,笔者将上述三公约的相关内容归纳为“直接没收、替代没收、与合法财产混合后的没收、财产收益的没收”四大类,期待立法者能够将公约的表述吸纳到我国刑法中来。
  (一)“直接没收”,是针对犯罪所得或者价值与这种所得相当的财产,以及用于或者拟用于根据公约所确立的犯罪的财产、设备或者其他工具。关于财产的界定,《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1条规定:“财产”系指各种资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非动产、有形的或无形的;以及证明对这种资产享有权利或利益的法律文件或文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分别作了内容相同的表述。刑法第64条的没收包含“犯罪所得、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修改后刑事诉讼规则第523条第3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范围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犯罪嫌疑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没收范围的规定是一致的,该规定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直接没收比较相近,但是与两公约“直接没收”的范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没有包含“价值与犯罪所得相当的财产”和“拟用于犯罪的财产、设备或者其他工具”的没收。
  (二)“替代没收”,是针对犯罪财产转化以后而设置的没收形式,即当犯罪所得部分或者全部转变或者转化为其他财产时,应当以这类转化后的财产代替原犯罪所得而对之适用的没收。如犯罪人可以将现金转化为金融票据或者有价证券、可以将财物转化为现金、也可以将现金转化为物品等,既可以是动产与不动产之间的转换,也可以是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之间的转换。
  (三)“与合法财产混合后的没收”,即犯罪所得已经与犯罪人从合法来源获得的合法财产相混合,则应当在不影响冻结权或者扣押权的情况下没收这类财产,没收价值最高可以达到混合于其中的犯罪所得的“估计价值”。
  (四)“财产收益的没收”,指对于来自犯罪所得、来自犯罪所得转变或者转化而成的财产或者来自已经与犯罪所得相混合的财产的收入或者其他利益,也应当适用公约所规定的没收,其方式和程度与处置犯罪所得相同。
  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没收的规定中都没有明确表述前文提到的直接没收中“价值与犯罪所得相当的财产”和“拟用于犯罪的财产、设备或者其他工具”的没收、替代没收、与合法财产混合后的没收,以及财产收益的没收内容,而司法实践中的贪污贿赂犯罪人往往将犯罪所得转化为其他财产,或者已将犯罪所得与合法财产相混合,或者以这些财产进一步形成收入或者收益,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这些没收内容和形式转化到我国刑法中,以便更加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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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刑法的当代使命】
  从法律的视角看,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风景名胜区等。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环境便相互依存。环境为人类提供基本生存条件,人类则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千百万年间,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然而,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一些新问题、新矛盾逐渐凸显。正如联合国《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所指出的:在过去的50年中,人类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权,而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也因此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变,有的已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环境的保护和人类的健康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环境是贯彻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的有效手段,而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手段,应当发挥积极作用。我国1997年《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部分,通过8条15个罪名作出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则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修改和补充规定,并确立了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然而,上述规定并不能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通过惩治现有的几种环境犯罪也远不足以威慑形形色色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行为。因此,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作为独立罪种分章设立,确立环境刑法的独立地位,对于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理应成为环境刑法的当代使命。
  资源节约。环境较资源的外延要大,资源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最基础、最直接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组成部分,因此,注重资源节约和保护应是环境刑法的使命。资源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大多数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都应注意节约资源。事实上,资源保护与资源节约是一致的,节约资源是最好的保护资源的方式。资源节约包括有节制地开发资源、科学合理地使用资源和严禁浪费资源。我国《刑法》第七章第七节所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15个罪名中,有12个罪名与资源保护有关,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对保护资源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现行刑法有必要增设资源节约的条款,对浪费资源的行为给予惩罚。笔者认为,节约资源包括三层递进的含义:一是要养成节约资源的日常行为方式;二是要养成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三是要养成节约资源的消费方式。
  环境友好。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形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是人类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有15个罪名,其保护的对象相当广泛,包括大气、土地、水体、森林、草原、矿产、动植物等,其刑罚规定比较严格,但无论哪一种规定都是以保护环境为目标,以环境友好为使命的。事实上,环境对我们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我国古代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传统观念表明我们应该尊重环境和人类之间礼尚往来的友好关系。环境是人类的家园,它是自然和人类的结晶,它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有价的,也是无价的。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必须向自然获取资源,但人类向自然获取资源必须要有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掠夺,就是破坏环境,就是犯罪。所以,环境刑法既要维护人类生存,又要推动人类发展;既要保障经济发展,又要促进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开发资源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环境刑法所要调整的关系,这种友好关系的达成正是环境刑法的当代使命。这种深层次的、崇高的使命,必须由智慧的人类、健全的法律、完善的制度、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
  社会和谐。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和谐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多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优良的社会状态,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更是作为对社会关系具有重要调整作用的法律的使命,刑法特别是环境刑法也应当承担这一使命。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环境刑法则是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在实践中,环境刑法具有直接引导人们生活健康发展的功能、间接调和人与自然和谐有序演进的功能以及遏制人类社会迈向自毁之路的功能。这三项功能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我们要充分发挥环境刑法的功能,并通过环境保护来维系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物产丰饶、生活质量高的美好的自然环境,并在这种美好的自然环境下营造一种文明有序、法治健全、生产发达、生活富裕、人们和平共处的社会环境。
  人类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更应懂得敬仰环境、敬畏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着眼长远,才能防止顾此失彼、防止急功近利、防止贻患后人,“两型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才有可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环境刑法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自己的当代使命。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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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之于刑法的价值和意义】
  从案例到刑法再由刑法回到案例的往返路径并非一种简单的复制,在其过程中经由案例发现了规则,创制了刑法;同时案例也将“人”从刑法的虚构中拉回现实,进而使刑法应有的人文气质得以彻底释放王立志刑事立法是将对生活中真实案例归纳之后,将其高度抽象而形成刑法理论;刑事司法则是对概括性的理论演绎之后,将其适用于具体案例当中。然而,从案例到刑法再由刑法回到案例的往返路径并非一种简单的复制,在其过程中经由案例发现了规则,创制了刑法;同时案例也将“人”从刑法的虚构中拉回现实,进而使刑法应有的人文气质得以彻底释放。
  案例对刑法发展进化的作用。案例研究在刑法学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刑法的主要法律渊源。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不承认法官的造法作用,但只要想及期待可能性就不能不强调缘起于1897年3月3日德意志帝国第四刑事部关于“绕缰之癖的莱伦芬格”的癖马案,其判决对德国刑法责任理论形成的奠基性作用。
  “法是人民精神的表现——栩栩如生存在着的并非是各种单一的法的原则,而是各种法律制度在其有机的互相联系中的生动活泼的观察。”从法的生成的角度看,其一直是沿袭一条“生活——高于生活——再回到生活”的固定逻辑进路。“思想的过程不是单向进行,毋宁是对向交流的,质言之,一方面是由一般的法律思想趋向于——应依其而为判断的——事例;另一方面则是有此等事例,经由典型的事例及比较特定的法律思想,而趋向于此一般原则。”案例是法学研究深扎于社会生活土壤中的根系,而制定法则是已经长成的粗大树径。根系的发达固然离不开树叶枝干通过光合作用所提供的能量,但若无根系的养分支持,树叶枝干也无从成长。故此,刑法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对案例,对生活的真切把握,不能把案件事实与法条间的“眼光之间的往返流转”仅想象为只是判断者视角的转变,其更是刑法在思辨和哲理中自我成长的必然。
  案例是刑法与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的唯一链接,刑法也只能从案例中获取更多的期待,因此,案例背后的“法律的知识背景与价值背景,法律思想的人文内涵,法律精神的文明向度,主要非法学家的学术对象,亦非法学家所能独立回答,但却是法学家所不可不察,更是杰出的法律思想家所当深思竭虑的。”而这一切都与社会生活有关,也只能从其中寻求答案。
  而只有生活才是富有创造性的,我们不仅要为法官不拘形式的睿智和机敏而赞叹,也当为犯罪人的想象力与独创精神而折服。案例永远走在法律前面,法律虽然是判决本身的唯一和独一无二的源泉,但其发展恰恰在于犯罪人突破常规的大胆和法官开掘心智的创见,进而发现“行动中的法律”,及其法律后面的“事实”,因此,犯罪人和法官才是法的真正创造者。整个法律书写过程是在犯罪人与法官在具体案例的较量中完成,立法者只是如实地复述,凝炼而为法意,完型而成规则。离开案例的滋养,缺乏犯罪人的灵气和法官的睿智,制定法将很快枯萎僵死。
  案例对刑法人文气质的珍视。科学思维就是对现存的东西的支配,办法是我们把现存的东西置于各种概念之下,在法律科学中也是如此,人们凭借较少的概念控制着法世界。然而,“科学只能提供我们每个人外部特征的统计意义,科学绝不把我们每个人都当做一个 唯一 来看待,因为后者不再是 科学 的精神,而是 人文 的精神。”同样,任何概念都是危险的。凡是概念必定出于特定视角,而视角必然包含特定时空中特定人物的情感、理性和独断,包含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风尚和欲望。因此,概念的本身事实上只是一种镜像,从特定的,甚至是武断的角度对现象进行类型化的描述,记载着了讲述者自己话语中所摆脱不掉的成见。
  同样,刑法仅是对高度抽象化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反应,立法者视线中没有具体而微的真实精细场景,其所看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群体而非鲜活生动的个体。因此,刑法只能是对生活的一种虚构,对个体的视而不见。
  而“这种(抽象的)方法,无论它得到多么系统、详尽的阐述和机智的辩护,淹没了活生生的细节,使之成为僵死的模式:我们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存在,即大写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牺牲了我们实际遇到的经验的存在,即小写的人。”由于抽象性的存在,使得人性被埋没于理性与理智之中。而“理智总有片面性的危险,它类似本能,会千篇一律地对待它所遇到的周围的一切事物,会到处运用康德、费希特、谢林和博格森只容许它在死寂的世界中应用的那种方法,会像对待死尸一样来试图对待生命和意识。”
  纯粹的理性虽然离灵魂很近,但离尘世太远,我们都是尘世的人,更应该体会生活的真实。无论是对于法官还是当事人的心理启示来讲,一个真实案例显然要比凝结着智慧和理性的法条更生动,更具感召力。案件的具体性与鲜活性昭示着生命个体的存在。而“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科学不论离人性多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故此,在发展了阳春白雪的刑法精神品格及其艰深晦涩学理言说之后,刑法的世俗性也必须得以强调。案例研究是对刑法入世的一种阐释方式和实在解说,从案例中发现个人的存在,刑法同生活距离也就不再遥远。而当主体性、个性、自我意识、创造性这些体现人文气质的理念以案例的方式进入刑法的视野中时,刑法视域的单向性与封闭性将就此打破,刑法将会更加生机勃勃,气象盎然。
  在无限多姿多彩始终变动不居的事件之流面前,任何思想都是贫乏与浅薄的,但我们有的并非只有浓郁不散的惆怅和哀愁,生活会给我们勇气和方向。就此,案例之于刑法如同人生之于思想将有同样的价值与意义。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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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21 08:47:20
  【刑法学学术史研究新路径】
  从几年前“不经意的创意”到后来“有意识的创作”,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在完成一系列刑法学术史考察的论文后,以这些论文为依托,推出专著《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该书以叙述性、梳理性和分析性为特征,分专题描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刑法知识转型的过程,向上追溯到新中国成立时的60多年前,甚至回溯到中华民国建立时的100年前。该书结束了我国刑法学“无史”的历史,开辟了一块刑法学研究的处女地。
  一直以来,我国刑法学研究中广泛采用学术综述的研究方法,而《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一书却有别于刑法学的学术综述。刑法学的学术史与学术综述研究方法有诸多相异之处:“学术综述要求一种中立的立场,尽量客观地反映刑法学的研究现状。而学术史是对刑法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它虽然也注重理论资料,但不满足于对理论资料的归纳,而是以理论资料为基础,力图勾画出刑法学的流变过程,强调写作者个人的独特视角和独到见解,这是一种具有个性的学术研究。”例如,在“行为论与实行行为论的界分”标题下,作者明确指出:“我认为,形式的犯罪论与实质的犯罪论之提法,并不妥当。因为犯罪论不可能只是形式的或者只是实质的,不存在形式的与实质的犯罪论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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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犯罪应该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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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案例,相信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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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当以法来规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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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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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24 08: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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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24 10: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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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25 08:40:33
  【最高法院:诉讼参与人不得微博直播庭审】
  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对外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据了解,这部共24章、548条、7万余字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条文最多、篇幅最长的司法解释,它将自2013年1月1日起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
  肉刑、变相肉刑都属刑讯逼供行为
  今年初刑事诉讼法修改,较为全面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
  司法解释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说,为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司法解释设专节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具体适用作出了明确。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作出认定。
  为明确对取证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程序,司法解释规定: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当庭说明情况和理由,继续法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对外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据了解,这部共24章、548条、7万余字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条文最多、篇幅最长的司法解释,它将自2013年1月1日起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
  肉刑、变相肉刑都属刑讯逼供行为
  今年初刑事诉讼法修改,较为全面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
  司法解释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说,为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司法解释设专节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具体适用作出了明确。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作出认定。
  为明确对取证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程序,司法解释规定: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庭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没有疑问的,应当当庭说明情况和理由,继续法庭审理。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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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26 08:33:33
  【刑法早有“购买被拐儿童罪”】
  顾则徐
  新华社报道说,12月18日22时起至12月24日,在公安部直接部署指挥下,福建、云南、四川、安徽等9省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共摧毁9个特大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55名,解救被拐儿童达89名。
  报道提到,有法律专家呼吁:“应通过立法形式对于安置被拐卖儿童及打击收买儿童做出规定,……推动‘购买被拐儿童罪’写入刑法,有效打击买方市场,从源头铲除该类犯罪生存土壤。”
  对这一呼吁,我不能赞同;窃以为,在拐卖儿童相关法律方面,中国目前主要存在一个“虚法”问题。
  我称之为虚法,前提是有法。有法律专家呼吁要求“推动‘购买被拐儿童罪’写入刑法”,用意虽好,却是错误,因为中国刑法并非没有购买被拐儿童罪。我国《刑法》第241条共6款内容,已经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因此,购买被拐儿童罪并非没有写入刑法。既如此,“法律专家”的呼吁就实在是坠落在了云里雾里。
  报道所称“法律专家”没有具名,不知到底是何方人士,竟然会犯如此低级之错误?当然,我理解“法律专家”的用意是强调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购买方,通过打击消解儿童购买市场,从而使拐卖儿童无利可图,失去拐卖的发动力。这一用意是好的。
  所谓虚法,就是从法律文本和执行使立法本意虚化,从而导致立法本意不能得到落实。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规定具体的法律条款时,或者进行法律解释时,将立法本意抽空,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空乏的立法行为;二是有法而不执行,或不严格依法执行,在实践阶段令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有一度,我们对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不很重视,但近年已经得到很大改观,法律机构一再出重拳,此次公安部直接部署指挥9省统一行动,是最新一次重拳出击。因此,目前的问题不是在实践上进行虚法。在打击购买被拐儿童犯罪方面,主要不是实践,而是法条本身进行了虚法。
  《刑法》第241条第3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这对于很多购买被拐儿童者来说并无意义,假如所购买的儿童为婴幼儿,由于孩子并无意志,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的问题;如果是收养行为,通常也不会有什么伤害、侮辱行为,这样,购买者就不能构成犯罪。
  第5款提到了一种情况:“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当购买者进行收养时,为什么要再将孩子出卖呢?也是没有意义。第6款规定:“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购买儿童未必会虐待儿童,即使购买童工的人,通常也不会在童工被发现、面临解救时进行暴力等抵抗。
  有上述三款规定,购买被拐儿童罪虽然写在《刑法》中,却只是虚法,没有可操作性。从而,购买被拐儿童的犯罪者在中国基本可以无视刑罚,大胆购买,这也“繁荣”了被拐儿童的买方市场。这才是目前《刑法》的病症所在。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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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27 08:38:22
  【政法大学教授:《刑法》有大量未成年人保护条款】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阮齐林做客中新网解析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并就网友关心问题作出解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副会长阮齐林今日针对温岭幼儿园事件出现之后,一些学者和律师呼吁《刑法》设立“虐童罪”的现象指出,如果《刑法》能对未成年有一些特别保护,是比较符合民意和社会需要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刑法》中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保护未成年的条款。
  近日,江西省贵溪市一载有15名幼儿园学生的面包车侧翻坠入水塘致11名儿童遇难,关于校车安全、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犯罪学专家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阮齐林今日做客中新网《新闻大家谈》,谈如何用法律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阮齐林表示,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幼童应当加强保护,一则其自保能力弱,二则其身心容易受到伤害和侵害。所以,阮齐林认为,如果《刑法》能对未成年有一些特别保护,是比较符合民意和社会需要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其实《刑法》中对未成年人已经有很多保护条款:对儿童性侵犯的可构成犯罪,此外还有强迫未成年乞讨罪、拐骗儿童罪、拐卖儿童罪等等,这些都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所以,阮齐林表示,《刑法》中实际上已经有了大量的保护未成年的条款。
  阮齐林还强调,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差,因此可以在《刑法》中间为未成年人的身心提供一些特别保护,但对象可以扩大一些,比如:虐待家庭成员以及其他未成年人。加以这样的规定,考虑到未成年人难以自保,而且遭到虐待的是跟其有一定关系的人,所以可以通过立法途径实现,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途径来实现。但国家用《刑法》的手段来制裁或者规范行为,并不能把一些轻微的行为都纳入到《刑法》处罚当中。“也可能最终这个法是改了,有虐童罪了,或者虐待罪里面包含对其他儿童的虐待了,那么他也可能因为情节恶劣,达不到这个程度,最后还是治安处罚。”阮齐林说。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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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28 08:45:13
  【新《刑事诉讼法》 设立证人制度】
  作证,本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但在现实实践中,证人不出庭、出庭率低。
  这样的局面,将在新的《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后发生改变。12月24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自2013年1月1号起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
  新的《刑事诉讼法》针对证人制度,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革,而其中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作证。
  “没有立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对拒不出庭作证者往往无可奈何。”我们查阅中国法院网,其资料显示,在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不超过10%,二审案件的证人出庭率不到5%.
  一位有多年刑事审判经验的法官说,如果证人不出庭,会导致一些案件的关键证据无法获取,一些案件的关键事实无法查清。例如在一些受贿案件中,有些行贿人是不愿意出庭的,甚至会出现证人在法庭上作伪证的情况。“没有立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对拒不出庭作证者往往无可奈何。”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革
  1强制证人出庭
  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在具备三个条件下,可强制要求证人出庭。
  沙坪坝检察院检察官陈祖英说,“公诉人、当事人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证人的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时,证人应当出庭。”她说,在一些刑事案件中,例如强奸案,被告人在法庭上拒不认罪时,可申请被害人出庭作证。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法院系统相关人士说,“如果证人因身患严重疾病、行动不便等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在庭审期间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其不出庭,但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听取其证言。”
  同时该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法院会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10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2证人出庭有补助费
  新《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比如来回的车费、伙食费等,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的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检察官陈祖英说,该条还规定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3证人可申请司法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还切实提出了对证人的保护措施。
  检察官陈祖英介绍,新刑诉法第62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
  “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专门性保护措施或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她说,同时证人也可以向法院、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请求保护,相关单位和个人也应当配合。
  来源:重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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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12-29 08:31:51
惩治号贩子刑法尚无明确规定http://www.chinanews.com/shipin/2012/12-28/news1503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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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1-03 08:36:58
  【案件侦查阶段律师即可提前介入 合肥中院法官解读新刑法】
  应出庭证人拒不出庭将面临拘留惩罚
  据胡权明介绍,庭审中,因长期存在证人出庭作证难的情况,控辩双方都对着书面材料开展诉讼行为,抗辩式庭审的价值被减损。为了促进证人出庭作证,新刑诉法从证人出庭的范围、不出庭的后果以及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和补偿等三方面作出规定,对于维护司法公平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确保审判质量和程序公正,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新刑诉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同时,为了防止证人应该出庭而拒不出庭的情况,新刑诉法也增加了一条重要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作证,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人民法院可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可处十日以下拘留。”
  此外,为了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新刑诉法确立了证人保护制度。
  据胡权明介绍,新刑诉法修改条文逾百条,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新增了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刑事和解、强化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等方面的规定。为了使法官能够在庭前对案件的争点、疑点、难点问题有所了解,能够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主持和驾驭庭审,从而使庭审活动能够做到重点突出、有序高效,庭审功能能够得以切实发挥,市中院已试行案卷移送制度、庭前会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业已于2010年7月1日施行。
  胡权明表示,新刑诉法是对司法实践的总结和对司法制度的完善,它对于有效惩罚犯罪,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公民人权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社会生活中必将产生越来越深刻影响,市民平时应该多留意、多学习,增强法治意识。
  法官简介:
  胡权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庭长,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合肥市法院首届刑事审判专家,薄谷开来故意杀人等一大批大要案件审判长。
  来源:万家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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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1-05 08:34:35
  【储槐植教授八十华诞畅谈刑事政策】
  2012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恭贺储槐植教授八十华诞暨当代刑法思潮特别论坛“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在北京大学举行。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文教授与张守文院长向储槐植颁发杨春洗法学教育基金会“学术贡献奖”。在“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特别论坛上,储槐植作了“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的演讲。他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的交融关系:刑事政策顺畅刑法运作、强化刑法的适时性,刑事政策渗入刑法研究有助于提升刑法体系的科学性。
  据了解,储槐植著述横贯刑事学科,包括《美国刑法》、《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等著作近二十余部,以及《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等论文百余篇。
   来源:检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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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1-07 08:33:14
  【每年企业家犯罪数以千计 习惯“用钱消灾”】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2012中国公司法务年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张远煌教授透露,经调查我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企业家,因为触犯刑律而“倒下”。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企业家防范刑事法律风险意识还很淡薄,而该意识的强弱则决定着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命运。
  2012中国公司法务年会由《法人》杂志主办,为期两天的会议就公司法务的战略价值、公司法务部门的管理策略和内容展开讨论与交流。
  “企业低估刑事风险”
  “刑事风险距离企业和企业家有多远?我的观点是很近。”张远煌认为,刑事风险和其他风险一样,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因此企业家首先应该优先具有防范刑事风险的底线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强弱决定着企业家和企业究竟能够走多远。
  张远煌称,目前国内普遍的情况是,企业家防范刑事法律风险的意识相当淡薄,企业家的犯罪越来越多;同时,企业家犯罪也牵扯到企业的健康发展,牵扯到企业职工的生计和权益。“从我们的调查来看,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企业家因为触犯刑律而‘倒下’。”
  张远煌指出,目前企业的法律顾问和法务部门,主要关注的是诸如知识产权等民商事法律风险,对刑事的法律风险往往疏于防范,“我们很少看到有企业家聘请专门的刑事法专家提供帮助,往往都是东窗事发之后找最知名的刑事法专家,找最知名的刑事法律师打官司,但这个时候为时已晚。”
  “风险横跨国企民企”
  昨日,张远煌以去年国企老总18起贪污为例,指出其中16起案件判处都在15年以上。“这种处罚力度已经跟杀人抢劫犯罪比较接近了。”他认为,国企老总代表国家管理资产,本身都是职务犯罪的高发人群,加之其直接管理的资产庞大,一旦触碰法网,将遭受更为严厉的处罚。
  “而与国企相比,民企生存没有垄断地位,要充分竞争,所面对的刑事风险范围也要宽得多。”张远煌介绍说,在即将要发布的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中,收集的300多起案例经过分析,涉及77个罪名。国企老总涉及罪名最多的是受贿、贪污,民企老总几乎所有都涉及。
  张远煌认为,企业家实际面对的刑事法律风险正在逐渐加大,这种风险横跨民企、国企,贯穿企业的始终。
  此外他还认为,由于有腐败现象存在,一些企业家习惯“用钱消灾”,这也导致对刑事法律风险的忽略。“国内的一些企业家长期游走于刑事法律风险的边缘,迟早要落水。”
  文章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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