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 【刑法看点大本营】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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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1-08 09:07:03
  【新刑法实施 律师见嫌疑人看守所全安排】
  新刑诉法实施后的首个工作日,仅市第一、第三看守所和朝阳看守所、海淀看守所就接待律师137人,并全部当时安排了会见,完成了新刑诉法对于看守所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的要求。
  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涉及到公安监管场所最重要的工作是律师会见接待工作。市公安局监管总队认真研究制定并向各看守所印发了保障律师会见的工作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律师申请会见的手续、申请材料范围、会见的时间和次数,可使用的设备等,统一了全市看守所窗口办理接待工作的时间,解决了以往因各所自行安排会见时间给律师带来的不便。
  1月4日一大早,全市各看守所窗口接待岗位民警纷纷提前来到岗位上,等候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第一批律师的到来。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接待室,一位律师办理了申请会见手续后,看守所当时就安排了会见。看守所所长表示,看守所将严格落实家属、律师预约会见制度,确保预约电话和互联网平台24小时专人值守;在服务态度上要求做到文明执法、热情服务,坚决杜绝冷、硬、横、推。
  为了适应新刑诉法有关看守所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的要求,本市的监管场所推出了“九明确、一评价、一热线”的工作措施,“九明确”即,明确接受委托告知、会见手续、告知律师特殊案件性质、预约会见途径、工作时间、投诉途径、答复口径、保障律师使用电子设备要求、向律师提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羁押场所的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一热线”即,在监管总队设立律师接待热线,集中受理律师在看守所会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调查核实反馈:“一评价”即,将律师对看守所的评价作为对看守所工作的外部考核机制,一并列入执。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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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1-09 08:38:00
  【我国刑法设有遗弃罪,但弃婴事件仍频频发生,有些人甚至反复遗弃孩子——】
  河南兰考一民办收养所发生火灾,造成7名孩子死亡,当地政府事后列举出收养弃婴的“爱心妈妈”袁厉害三个不符合收养条件。目前,社会舆论对民政机关、当地政府和袁厉害均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但还有一个群体,绝不应当被谴责的声音所忽略:遗弃孩子的狠心父母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近年来,见诸于媒体的弃婴事件正在增多。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狠心的父母,数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分院儿科护士长告诉记者,2012年,仅该医院就收治了18名弃婴最近六七年以来,医院每年收治弃婴都在15—20名左右。徐汇区民政局救助站站长邵士元说:“上海儿科医院在徐汇的时候,救助站每年都要从医院接受约50名弃婴。”
  令医护人员、救助人员感到愤慨的是,有些父母反复遗弃孩子:去年7月,18岁女孩刘某产子后将其抛弃,警方根据入院档案找到了她,但她和家人都拒绝抚养;在警方的反复劝说下,刘某领回了婴儿。但12月7日凌晨5时许,孩子又被遗弃在洞泾镇街头的一辆手推车里,被发现时双手和脸冻得通红,身上只有一张纸片称“交给好心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根据现行《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狠心的父母似乎很容易被法网“疏漏”。
  派出所民警常常是弃婴的“第一接手人”,他们很无奈找父母很难,惩戒更难
  记者联系了多家公安派出所,民警均表示,替弃婴找回父母有很高的难度:“父母若是故意遗弃孩子,根本不会留下什么线索。街面监控视频是唯一可靠手段。”
  去年11月29日,东长治路912号公厕出现了一名弃婴。虹口警方成立专门调查组寻找孩子的父母:首先判断出案发时间是当天7时06分至7时24分,随后围绕事发现场周边社区,连夜走访了10个小区和30余家旅馆,最后锁定了暂住在东长治路某弄的44岁女子毛某。她承认凌晨5时在家产下一名女婴,2个小时以后将婴儿抛弃在公厕里。
  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救护婴儿的民警在手推车里发现一张纸条,纸上写有一个地址和联系电话。民警根据地址前往查访,但那里的居民对弃婴事件并不知情,反复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最终,民警找到了婴儿的生身母亲,她的居住地距离遗弃地点20公里开外。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警告诉记者:“寻访孩子父母的成本很高。按照流程,我们照顾孩子到天黑,最终会把他送到民政救助机构。”
  即便找到弃婴的父母,民警也很少会对他们进行处罚,而是努力劝导父母重新认回孩子:“中国人讲究团圆。何况有些孩子还处于哺乳期,他们需要母亲在身边照顾。”
  民警还告诉记者,父母是否构成遗弃罪,需要一番调查认定,而“情节是否恶劣”是认定的关键之一,“简单地说,如果父母遗弃导致小孩死亡或者重伤,我们才能按照遗弃罪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沈竹士
  现行刑法将遗弃罪设定为“自诉案件”,检察官感慨被遗弃的孩子需要一个原告
  据记者多方了解,目前国内鲜有遗弃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因遗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以上海为例,近3年来检察机关仅办理了5起遗弃未成年子女的案件。上海市检察院研究室秦新承告诉记者,遗弃罪属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而这类案件均属于自诉案件,“自诉案件需要被害人自行搜集证据,到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可被遗弃的未成年人子女显然无法自行搜集证据提起诉讼。”
  被遗弃的孩子被民政机关、福利机构收留之后,其监护权可被视为转移至这些单位手中,它们可以监护人身份代为提起诉讼。但是,追究遗弃人的法律责任仍然在司法上存在难题。《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秦新承解释,根据这一条款,情节是否恶劣是区分遗弃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然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缺少对“行为情节恶劣”的司法解释,而司法实务部门通常认为,只有因遗弃而引起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自杀结果的才属于遗弃罪中的“情节恶劣”。
  弃儿多来自经济状况或人员结构不稳定家庭,法官呼吁扶持机构干预“不稳定家庭”
  记者从沪上部分区县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它们所审理的有关遗弃婴儿的案件中,弃儿大都来自“不稳定”家庭有的是经济状况不稳定,如外来务工者、无业人员;有的则是人员结构不稳定,如吸毒人员、非婚家庭等。这样的“不稳定”家庭,抗风险能力很低,一旦遇到重大困难,无奈只能“舍弃”婴儿,婴儿成了“不稳定”的牺牲品。
  松江区法院曾审理过一起遗弃罪案件。外地来沪打工的农民李某很早就结婚生子,但小夫妻俩经常发生矛盾。一次吵架后,妻子夺门而出,家中只剩下李某和儿子。情绪失控的李某,驾车将3岁的儿子带到浙江,将其遗弃在一个居民小区里,转身离去。回到住处,李某不知该如何向家人交代,谎称儿子外出走失,还去派出所报警。警察很快在浙江一家福利机构找回了李某的儿子,根据种种线索及证据,警方怀疑并最终证实是李某遗弃了儿子,遂立案,并由检方提起公诉。
  更多的遗弃案件发生在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家庭。外地来沪务工人员吴某的妻子因患妊娠期疾病,在医院剖腹产下一名不足月女婴,需要到专业医院抢救,救治费用需要5万余元,且预后不容乐观。吴某无力支付费用,遂把女儿遗弃在杨浦区某道路绿化带内。警方接警后将女婴送至新华医院抢救,但孩子仍在次日死亡。
  这些“舍弃”婴儿的父母在法庭上坦言:在上海这个社会救助体系相对完善的城市,孩子跟着我没有活路,但放在街头或许还能有救。浦东新区法院刑庭副庭长陆红源说,要有专业机构教育他们学会把控自身及家庭的“不稳定风险”,避免让无辜的孩子成为牺牲品。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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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1-11 16:10:38
  【渎职案件新司解彰显良性刑法理念】
  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渎职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争议多等问题作出了统一规定。(1月9日《人民日报》)
  渎职犯罪不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而且还是贪污贿赂犯罪、经济犯罪的重要诱因。近年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断加大反渎职侵权工作力度,依法从严惩处了一大批渎职侵权犯罪分子,这为相关司法解释的科学制定、及时出台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及研究素材。另一方面,随着渎职犯罪案件的不断增多,犯罪行为方式、危害结果认定等方面也在不断出现新变化,相关法律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疑难案件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在这个背景下,《解释》的出台,对于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渎职犯罪严重危害性的认识,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科学决策、勤勉履职,加大对渎职犯罪的司法惩治力度,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新司解本身更是彰显着良性刑法理念。
  首先,《解释》处理好了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与追究渎职犯罪之间矛盾关系。现行刑法法条对于渎职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并不相当明确。而为各国普遍接受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上,要求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的、意思确切的规定,避免因规定不明而导致法官擅断的可能;在刑事司法上,要求如果法律出现了不明确的规定,则应本着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进行实务操作。这就导致实践中,一些地方在定罪量刑标准掌握方面不得不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甚至出现重罪按轻罪处理、轻罪按无罪处理的现象,有碍犯罪追究和法律权威。
  而新司解首次明确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实践中反映较多的经济损失的范围、经济损失的计算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区分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合理地限制了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让司法实务更具可操作性;更体现了国家对渎职犯罪严惩的决心与力度。
  其次,《解释》树立“同罪同罚”标准,并维护了刑法的整体逻辑严密性。刑法为体现对特殊公权力领域的特殊要求,在第397条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两个渎职罪普通法定罪名的同时,规定着“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在立法上,确立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解释》进一步地明确了渎职犯罪一般罪名和特别罪名的法条适用问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各地司法机关由于规定不明确,针对同类案件适用不同罪名的尴尬现象。
  同时,《解释》界定了渎职行为和受贿罪的关系,首次明确了“实施渎职行为并收受贿赂的应当数罪并罚”;从三个层面进一步明确了渎职人员是否与他人构成共同犯罪的处理标准。这些均对维护刑法的整体逻辑严密性,大有裨益。
  再者,《解释》强化了渎职行为实际作出主体与刑责主体的对应关系。在现行公权力运行体系中,经常出现具体执法、司法人员并不具有最终决定权的现象。以往,对于多人特别是上下级共同实施的渎职犯罪,违法决定的负责人员往往以仅负有间接的领导责任为自己开脱罪责,或者以经集体研究为托辞推诿责任,实践当中出现了只追究了具体执行人员现象,甚至具体执行人员并不同意渎职决议也遭到了无辜的追究。
  这种“抓小放大”、“追究无辜”的现象既不公平,也不利于预防和惩处犯罪。《解释》首次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并规定“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如此一来,势必能够倒逼各级相关部门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内部问责机制;倒逼各级相关部门建立起更为清晰的意见存档制度,以便将来责任倒查;倒逼最终的集体决定者审慎地运行领导权。
  最后,《解释》作出了符合立法精神的适当扩张解释。立法者的深谋远虑和文字论理能力不足以替一个广大社会的错综复杂情形作详尽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在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在刑法用语文义、公民可预测的范围内,进行合理的扩张解释。
  具而言之,其一,渎职犯罪的危害结果通常具有滞后性,一些渎职犯罪的危害结果甚至在渎职行为实施多年之后才发生或呈现出来。如果从渎职行为作出之日计算追诉时效,可能造成渎职者逃脱法律的追究,因此,《解释》明确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其二,《解释》首次明确渎职罪主体涵盖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强化了“权责一致”原则,而并不是单纯从身份上进行“武断”。其三,在食品、药品安全严峻的社会背景下,食品、药品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也日显严重。《解释》进一步强调了对食品、药品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予以从严惩处,加大了对该领域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2001年“两高”联合颁布的《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表明:“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然而,新《解释》的扩张解释在诸多方面对渎职人员作出了不利解释。因此,笔者建议,在司法实践中,能否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对于《解释》颁布之前,尚未、正在处理的行为,树立起“从新兼从轻”原则,以保障被追诉者的正当权利,更显良性刑法理念。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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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1-15 21:58:49

回复#3楼京采仁生的帖子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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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2-25 08:04:51
再学习

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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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3-19 11:38:56
学习一下,拓展知识面

今天吃得好,睡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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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3-25 09:17:40
 【长沙六多局长顾湘陵受贿手法囊括刑法所有情形】

  从工作之初从未主动索要财物,到每天收钱受贿成“家常便饭”,10年里他日均进账2万元,拥有16套房产6个情人;当手中权柄成敛财工具,曾经的专家型干部、“明星局长”从此深陷囹圄。

  “对权力的崇拜,对金钱的追逐,对美色的迷恋,对友谊的误读,是导致他迈向不归路的诱因。”在昨日的全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警示教育大会上,由省、市纪委拍摄的名为《念乱忧生》的警示片,给全市千余名领导干部上了一堂深刻的反腐课,片子中的主角就是市政建设局原局长顾湘陵。

  贪欲  热衷“跑场子”,一天20多个饭局

  违规加快报建进度、调高容积率、调整规划……曾被誉为规划专家的顾湘陵,在规划城市的同时,也用金钱规划着自己的人生。

  钱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顾湘陵的人生被衡阳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刘建成总结为“六多”。

  顾湘陵受贿时间多集中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办案人员形象地算了一笔账,在顾湘陵走上长沙市规划局副局长岗位十年间,平均每天进账2万元。

  办案人员说,顾湘陵受贿手法和形式几乎囊括了现行《刑法》罗列的所有情形,对他受贿数额的认定甚至给司法部门出了一道难题。

  顾湘陵自己也讲了一件事,可以很形象地揭示他的敛财速度:他家里有一个保险柜,往往是不到一个星期,保险柜就“钱满为患”,必须赶紧将现金往银行存。

  顾湘陵热衷“跑场子”,收下真金白银的“节庆祝福”;一顿午饭,他可以辗转三四个地方,一天跑20多个饭局。顾湘陵受贿金额中有30多万元,都是多次在高尔夫球场上完成的。“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人最终都成了他受贿的关键证人。

  对顾湘陵一案的侦查历时485天。2012年12月24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悔过  “越是重要岗位越要居安思危”

  “其实可以不要别人送钱,凭自己的收入和本事也可以过得很好。”顾湘陵坦言,他也曾对城市建设有过贡献,也曾想要做个孝顺的儿子、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也曾资助过一些山区贫困学生,但当权、财、色等诸多欲念掺杂在一起时,他最终从清醒到迷惘,从勤勉走向了贪婪。

  在衡阳市第二看守所里,顾湘陵用自己的悔恨告诫世人:

  “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岗位和人生价值,严于律己,时刻绷紧廉政自律这根弦”:“越是在重要岗位越要居安思危,不要像我走到今天的地步,给家人带来无限的痛苦。希望更多的人以我为戒,不要重走我的这条路。”

  警示 贪婪侥幸无知,让他走向犯罪深渊

  一部近40分钟的警示片,一位领导干部走上犯罪的沉沦轨迹,令人深思、发人深省:领导干部如果总在权力的“灰色”地带肆意行走,最终要承受一个“黑色”的结局。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为官从政而言,廉政是个大考题,每个领导干部都躲不开。”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对此表示,顾湘陵之所以走向犯罪深渊,一是他的贪欲,二是他的侥幸,三是他的无知。

  “这是一个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惨痛教训,对每一位领导干部都是一次深刻的警醒。”会议现场,一位领导干部无不感慨地说,受党教育多年,以顾湘陵的学历和官职,不可能不明白那些道理和要求,但是他明白的是一套,做的完全又是另外一套,既有自己的麻木放纵,也有自以为是的侥幸心理,更有对党纪国法的漠视。

  “一个贪字悔了他的的一生。”参与办案的人员说,顾湘陵没有把握好自己,忘记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用来为人民办事、为人民造福,而一味把权力看成是一种为自己捞政绩、升官捞钱的资本。

  来源: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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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3-25 09:18:45
【副局长群发短信喊服务对象赴喜宴】

  市纪委、市监察局通报3起典型案件

  今年,市委出台了《关于切实改进机关工作作风的规定》,对“不准吃请受礼、杜绝索拿卡要、严禁打牌赌博”等做出规定。日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对此开展了一系列专项督查活动。昨日,市纪委、市监察局对3起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

  办公桌上查获现金和购物卡

  2013年2月6日,长沙市改进工作作风专项督查暗访组在浏阳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运龙办公桌桌面和电脑键盘等处当场查获现金、购物卡若干。后经浏阳市纪委查实,刘运龙在分管国库、集中支付、工资统发等业务工作中,为其他单位提供便利,先后收受5家机关单位赠送的现金、购物卡等共计6000元。此外,浏阳市某公司在政府采购中向其赠送现金3000元。经浏阳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刘运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其现金和购物卡,并建议将其调离现工作岗位。

  儿子结婚,副局长收受服务对象红包

  根据举报,市、县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宁乡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彭辉(非中共党员)违规收受服务对象礼金一事进行了调查。2013年1月14日,彭辉在某酒店为其儿子举办婚礼。在此之前,彭辉以打电话或短信群发的方式向一些服务对象发出邀请。婚宴当日,共有15名服务对象赠送礼金22800元。在纪检监察机关介入调查后,彭辉已退还收受的22800元礼金。经宁乡县国家税务局研究决定,给予彭辉行政警告处分。

  街道城管干部上班时间打麻将

  在2013年3月1日新闻中曝光了岳麓区望城坡街道城管办干部宋才香工作时间打牌赌博一事。经岳麓区纪委和望城坡街道纪工委查实,2月28日下午2时50分,宋才香与几位朋友仍在岳麓区某茶楼玩麻将,并有金钱上的输赢。望城坡街道对宋才香进行停职检查,经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给予宋才香党内警告处分。

  来源: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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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3-26 08:38:07
【投机取巧收购低价柴油 殊不知已触刑法】

  混凝土搅拌车司机为了捞点“外快”,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别人私卖油箱内的0号柴油,收油的史某也因此触犯了《刑法》。近日,该案在崇川法院开庭,被告人史某被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史某在明知为犯罪所得情况下,以低于市场价格,在本市观音山镇某补胎店和中南世纪城附近,事先电话约定交易地点,使用电动泵、塑料桶、塑料管吸油等手段,先后共71次从多名某混凝土公司搅拌站驾驶员处,收购该公司搅拌车、磅车油箱内的0号柴油,价值超过人民币14892元。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史某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予掩饰、隐瞒,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史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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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3-27 08:40:31
【刑法关于75周岁的规定可放宽】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老年人犯罪作出了宽宥规定,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然而这一宽宥规定对老年人犯罪的适用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刑法修正案(八)仅仅对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作出了宽宥规定,而对60周岁以上,75周岁以下的老年人未作宽宥规定。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0周岁,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是74周岁,整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周岁。根据这一报告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超出平均寿命的75周岁的老年人只能是老年人中的一小部分,其中能够有体力、心力来实施犯罪的老年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如果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宥的年龄规定得过高,该宽宥规定要保护的范围将会极小,那么这种宽宥规定势必沦为仅仅是一种宣示性的规定,而没有多少适用的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本就是一个自由裁量的过程,对60周岁以上75周岁以下的老年人可以稍微从宽处罚,而对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较大程度上从宽处罚。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生活条件及自身身体素质的差异,即便年龄相同,也会有很大差别。有些老年人刚过70周岁可能就已垂垂老矣,而有些70周岁了可能还是精神矍铄。因此,笔者建议不要将老年人犯罪的宽宥年龄限制在75周岁,而是对所有老年人都适用宽宥规定,然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老年罪犯的各项状况来对老年罪犯作出适宜的惩罚。

  其二,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不应再作出例外规定。刑法修正案(八)第3条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我国刑法对三类人作出免死的规定:有未成年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及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对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均未作出免死的例外。之所以这样规定,无非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未成年人年纪还小,尚有可以改造的机会,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免死则是出于对胎儿的保护。而老年人大都时日不多,生命短暂,且一般都是家族中的长者、尊者,对其适用一般的刑罚即可达到惩戒的目的,大可不必适用死刑。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数据显示,70周岁以上犯重罪被判处死刑的案件,每年不超过10起。也就是说,75周岁以上的并用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况少之更少甚至没有,那么“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就基本没有了用武之地,这样的规定可以删除。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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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中日经济刑法会议举行】
  由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一届中日经济刑法研讨会”近日在沪举行。来自日本关西经济刑法研究会、上海市法学会、华东政法大学等科研机构,以及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单位的专家学者聚焦“中日信用卡犯罪的比较”这一主题进行研讨。
  上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陈金鑫教授、日本立命馆大学大学院法务研究科科长松宫孝明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杜志淳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杜志淳教授指出,本届研讨会的主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衷心希望本届研讨会能够成为中日两国交流法律信息的渠道,成为两国在刑事法律领域的学术和实务合作的平台。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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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募捐亟待法律规范】

  为了给福建省漳浦县两位患白血病的高中女生筹集医药费,全国30多所高校的漳浦籍大学生近日纷纷在各自学校举行了募捐活动。福建高校的8名漳浦籍大学生还组织了“线上募捐”,但效果远不如线下。

  福建农林大学的漳浦籍学生陈鸿首先想到了建立QQ群。“在群里我们能互相交流情况、分享经验,感觉收获很大。”不过他们很快发现,通过QQ群开展活动虽然对于内部交流很有帮助,但对外传播的范围却很有限。“因为QQ加的好友都是我们几个人的人脉,圈外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消息。”接着他们开通了求助微博,“这样不仅可以随时播报各校线下募捐的情况和两位学妹治疗的最新进展,还有机会吸引更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陈鸿说。为了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他们注重“图文并茂”、“字数长的使用长微博”,还把在医院采访患病女生亲属的视频也搬上了微博,引发了一阵转发热潮。

  “开展募捐活动,特别是在虚拟的网上,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可信度。”漳浦大学生微博协会管理员、福州大学学生陈智钦告诉记者,各校募捐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发布两条配有图文的微博。一条是清点账目的现场图,内容为“××大学的募捐已经结束,正在清点账目,欢迎大家过来监督。如果还想献爱心的同学,可以直接联系负责人并进行核实,谨防受骗。”另一条则配了银行转账的单据,文字说明是“××大学已经将善款全部捐出”。

  “尽管很努力,但我们微博的影响力依然很有限。”陈智钦颇为无奈地说,微博开通半个月了,粉丝才600多个,“而且很多粉丝都还是我们的漳浦老乡或是校友,并没有吸引太多的社会人士关注。”他说,大学生的捐赠能力毕竟很有限,他们在微博上@了一些“公益大V”,“但基本没有得到回应”。

  有人建议在微博上发起“微公益”活动,但必须经过微博认证才行。“我们也想进行微博认证,但手续很麻烦,还得回漳浦一中盖章,那时大家都想有时间还不如多到各校去扩散。”陈智钦说。不过,后来他们在浏览其他相似案例时发现,即使微博认证后也不能发起大型的微活动,但向大V们求助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所以我们趁清明节回家的时候去学校盖章,并提出认证申请。”

  此外,他们还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名为“白血病同学陈敏娜林小燕爱心募捐”的小店,以每笔支付5元邮费的方式筹集资金。他们除了向淘宝客服提交一些必要的材料,还上传了两位患病学妹在病房里的照片和病例、身份证等信息,希望增加公信力。但一周后,淘宝网站还是将他们的“商品”下架了,理由是“作为第三方机构,淘宝只支持由国家认可的正规慈善机构开展的募捐活动”。

  据阿里巴巴社会责任部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淘宝公益平台上共有224家公益网店,数量较年初的101家增加一倍多。这些公益网店2012年共筹集善款2567万元,较2011年增加1067万元。其中“免费午餐”公益店凭借自身在公众中广泛的认可度,全年通过天猫网店筹款超过570万元。

  “网络募捐最好是由慈善机构直接发起,如果是私人发起,很可能被冻结。因为我们没办法保证受助人将善款全部用于正途。”淘宝客服建议,可以吸引爱心企业加盟,用实体货物代替虚拟物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从事公益活动。

  记者注意到,目前我国尚无法律对网络募捐作出明确规范。网络募捐的开展、募捐组织及个人应具备的资质、募捐款项的使用及审计等,也都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涉及。而在《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对于个人是否可以通过网络开展募捐也没有明文规定。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锁炳勋建议对网络募捐进行监督和规范。“网上众多募捐活动都是以私人、家庭或志愿者的名义进行,并没有取得合法的募捐主体资格。”他认为,网上募捐面临着募捐的现实性与网络的虚拟性之间的突出矛盾,亟须法律规范。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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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4-12 08:38:13
【应提高渎职罪的法定刑】

  现行刑法对渎职罪的处罚规定中,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只有两个,其余均为十年、七年、五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笔者认为,刑法的这种轻刑化规定与渎职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不相适应,既不利于发挥刑罚的警戒作用,也不利于刑法的统一,应提高渎职罪的法定刑。

  首先,渎职罪的社会危害大,后果严重,应当给予较高的刑罚处罚。从刑法对渎职罪的规定来看,不管是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等,其结果都是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他渎职罪也都必须具备“情节严重”的危害后果,比如环境监管失职罪,其后果是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这些危害结果,难以有效弥补和挽救,其社会危害性与其他刑事犯罪造成的危害比较而言,渎职罪所侵害的对象更为广泛,所造成的影响也更为深远。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对某罪给予何种刑罚的种类、刑罚轻重,关键要看该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对照刑法对渎职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处罚规定,刑法对渎职罪的处罚相对偏轻。

  其次,刑法对渎职罪处罚偏轻,难以发挥刑罚的警戒作用。刑法的功能,除了惩罚罪犯外,还包括通过惩罚犯罪,教育和警戒社会上的其他人增强法治观念,预防和减少犯罪。同样,刑法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造成严重后果的渎职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加以刑罚处罚的目的也是这样。

  但是,从立案侦查的渎职案件的判决结果来看,普遍存有处罚偏轻,免予刑事处罚率、适用缓刑率、轻刑判决率居高不下等问题。而刑法对渎职罪规定的法定刑,尤其是最低法定刑过低,恰恰是导致大部分渎职案件被轻刑处理的最为关键的原因。这种轻刑化的处罚结果,导致刑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受限。

  第三,提高法定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刑法整体的一致性。刑法在“渎职罪”章节中规定的犯罪主体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担负职权,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对其渎职犯罪也应有别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虽然我国刑法没有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原则,但刑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普遍作了“从重处罚”的规定。比如,刑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妨害作证罪,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从重处罚。

  另外,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经济型职务犯罪的处罚,以及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处罚规定上,也体现了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精神。但是,对于渎职罪而言,处罚存在偏轻的问题。因此,提高渎职罪的法定刑,给予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危害后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为严厉的处罚,有利于使刑法整体更为协调一致。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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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4-15 08:39:11
【心理辅导对控制青少年犯罪很重要】

  说法 对小宇判处无期徒刑已是最高刑罚惨案发生后,有网友把案发现场的图片发到了网上,看到案发现场的惨状,很多网友对凶手深恶痛绝,希望凶手能被判处死刑。然而,最终市中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判处小宇无期徒刑。“虽然小宇的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但是对他判处无期徒刑,已经是最高刑罚。”针对此案,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徐少锋律师认为,《刑法》第14条把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已满十六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二)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三)不满十四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徐少锋说,对未成年人触犯刑法后如何处罚的问题,《刑法》及其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徐少锋认为,这说明我国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即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对于未成年人如何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律规定的不是很详细。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有很多的未成年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可能采用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我国《刑法》只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从立法本意上看,是允许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的,否则,《刑法》第49条就会把“无期徒刑”列入其中,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判处无期徒刑,本身就是一种减轻的体现。

  观点 未成年人犯罪有4个基本特点董成权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研究员、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这起惨案发生后,身为庄河人的董成权非常关注,第一时间进行了分析。

  董成权说,“通常未成年人犯罪具有4个基本特点,即暴力犯罪多、冲动性、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小宇的行为兼具未成年人犯罪的全部特点,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 ”

  记者了解到,根据小宇的供述,他之所以选择到文具店作案,一是因为学习压力大,想发泄一下,二是因为文具店店员曾说过他学习不好,伤了他的自尊心,让他产生了报复心理。最终,他残忍捅刺被害人李女士54刀,捅刺另一名被害人数十刀。

  对此,董成权认为,一个人如果内心长期受到压抑,就会产生愤怒、仇恨及不满等心理能量,一旦有了宣泄点,这些心理能量就会迅速爆发。从小宇的生活轨迹来看,应该是因长期受到压抑,产生了愤恨的心理能量。

  董成权说,目前社会给予孩子们过度的压力,孩子们没有了发挥创造力的机会,生命动力枯竭,他们生活在被动的生命状态里,生活没有了激情,没有了审美情趣,没有了个性化的生命状态,没有了自己的喜好,导致孩子们冷漠、自私、自残、自杀、杀人。“其实,应该从社会大环境上去考虑青少年犯罪,看起来挺复杂,其实我认为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好了,一切都好办了。 ”董成权说,这个环节就是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和犯罪心理辅导。

  他说,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和犯罪心理辅导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目前城里的学校做得较好,但农村的一些学校严重缺失。“法制教育或许还好开展一点,心理辅导就没这么简单了,它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人才。”董成权说,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需要长期地引导、干预。

  董成权认为,由于经济状况等原因,要在农村长期派驻专业心理辅导人才,可能不太现实,但可以招募一些有此特长的志愿者定期帮扶,对青少年进行心理辅导,把青少年犯罪消灭在萌芽中。

  来源:半岛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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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4-16 08:35:17
【对我国刑法转化犯的立法思考】

  转化犯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是近年来刑法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在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遗憾的是,由于转化犯的理论研究相对落后,加上立法存在的缺陷,使得理论无法正确指导司法实践。在认识中存在较大的分歧,不仅不利于立法的科学和完善,也对司法实践产生了不利影响。加强转化犯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刑法理论,对转化犯的立法提供理论支持,进一步完善转化犯的法律条文,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帮助司法人员提高对转化犯的的认识,全面、准确地把握立法精神。本文立足于我国刑法规定的部分立法例,剖析了部分转化犯条文,指出某些条文之立法有悖刑法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立法修改建议,以期使转化犯理论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并将对转化犯理论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转化犯,有非法拘禁罪、聚众斗殴、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等,在这些规定中,有些规定非常科学,体现和贯彻了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以及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定罪原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典中有关转化犯的立法例的某些规定则不甚合理,有待改进。下面仅对主要的立法例进行简单的评析和建议:

  对《刑法》第238条第2款的评析该条第二款规定,犯非法拘禁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款比较明确规定了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致人重伤、死亡的和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两种情况,在理论上认为,前种情况属于结果加重犯,是指在非法拘禁过程中,因主观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如因被害人生病或者逃跑等而发生重伤、死亡的情况,符合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依照非法拘禁罪的加重法定刑进行定罪处罚;后半部分则属于转化犯,是指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行为人在主观故意支配下的,使用客观上的暴力行为,致人伤残、死亡,符合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应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根据转化犯的原理,应属典型的转化犯的规定。因为行为人先是故意对他人进行非法拘禁,后主观故意发生转变,由非法拘禁转向伤害或杀人,随之改变的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由拘禁行为发展为伤害或杀人行为,此时,罪质发生了明显转变,先前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已不能包容转化后的犯罪构成,对行为人的定性及处罚应依转化后的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认定。

  当然,由于立法的粗疏,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存在不尽理想之处,对该转化犯条款在如何理解和适用上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常对以下问题存在分歧。

  1.“是否使用暴力”能否作为转化定性的依据?笔者在审判实践中,遇到过这样的案例,被告人为索债拘禁他人,在非法拘禁中,由于被害人的强烈反抗,被告人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暴力相威胁,一般情况下,该暴力行为导致不了伤残或死亡的危害结果,但由于特殊情形的介入,如被害人体质较弱,其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后导致伤害或者死亡,此时,能否由非法拘禁罪转化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有的审判人员认为,只要是使用了暴力行为,致人伤残、死亡的,均转化为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笔者对该观点不敢苟同。对该问题的定刑处理应根据转化犯的基本罪与转化罪的故意性特征分析判断:被告人在非法拘禁被害人过程中,有可能使用轻微暴力,如打耳光、捆绑手脚等对身体非要害部分的打击,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被害人伤残或死亡的危害后果,如果导致了伤残或者死亡的危害后果,从被告人的主观罪过上看,只能是过失,由于转化犯限定在故意犯罪之间的转化,故不应转化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那种认为只要使用了暴力行为,就按转化定性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笔者建议,该条款中的“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修改为“故意致人伤残、死亡的”,以体现立法的本意,避免造成司法实践中理解和适用上的错误。

  2.致人伤残还是死亡的危害结果,能否作为认定转化定性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在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后转化何种犯罪,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有人认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故意使用暴力致人伤残的,就转化为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则转化为故意杀人罪。罪名的确定应以结果论,结果是伤害的就定故意伤害罪,结果是死亡的,就定故意杀人罪。笔者认为,该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正确认定非法拘禁犯罪是转化为故意伤害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应结合立法本意和犯罪构成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应是根据实际案情,在非法拘禁中故意使用暴力致人伤残的,定性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可转化为故意伤害(致死)罪也可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是所指的“致人伤残、死亡”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罪名之间并不是前后对应关系,而是交叉选择关系,机械地将犯罪结果与罪名之间画上等号的观点和做法显然不正确,极易陷入客观归罪的错误。其次,转化犯的性质应以犯罪构成为确定标准。构成何罪必须以犯罪构成要件为依据进行判断,非法拘禁犯罪与转化罪的犯罪主体是相同的,是转化为故意伤害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及其侵犯的客体对象,被告人在对他人的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有明显的伤害故意,但如果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不论其使用暴力致被害人伤残还是死亡,都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发生了死亡的后果,只能在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情节上加重处罚。

  3.致人轻伤害,能否转化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在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致人轻伤害的,是否转化为故意伤害罪,该问题在实践中亦有异议,根源在于对刑法该条款中“伤残”一词的理解不同导致了法律适用上的差异。“伤残”并非规范的刑法学术语,在这里应指“重伤或残疾”。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基于对转化犯趋重性特征的考虑。转化罪要求行为人在实施的基本罪行为之时,因一定条件的出现,转化为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犯罪,依照刑法的规定,按照转化后的重罪定罪量刑。故意伤害罪的构成是以发生轻伤的后果为前提,与非法拘禁罪在量刑上相平衡,因此,即使在非法拘禁中,因主客观的变化,被告人使用了暴力伤害行为和发生了致人轻伤的的危害结果,但由于后来的故意伤害罪与原来的非法拘禁罪法定刑相平衡,不宜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只有故意致人重伤或残疾的情况下,其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突出了后罪的严重性,才宜转化犯罪。据此,笔者建议将该条款中的“伤残”修改为“重伤或残疾”,以便于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

  对《刑法》第241条第5款的评析该条第五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依照本法第24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又出卖的,以转化后的拐卖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立法本意显然是为了表明,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其在实施收买行为时并不具有出卖的主观故意,只具有类似娶妻、收养的目的而收买的故意,后实施出卖行为表明,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的改变,整个行为的性质也随之改变,行为人的主客观表现符合拐卖妇女、儿童罪构成要件,比较刑法第241条第5款和第240条的规定,两个法律条文之间法定刑的规定较均衡,显现出了转化犯的趋重性特征。故刑法241条第5款的规定当属转化犯的适例无疑。

  但法学界对于该款规定属于转化犯尚存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出于非出卖的目的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在性质上不同于拐卖妇女儿童罪中以出卖为目的的收买行为,行为人先前的收买行为已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后的出卖行为又触犯了拐卖妇女儿童罪,故应以数罪论。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似是而非,混淆了转化犯与其他罪数形态的关系,理论上有待商榷。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后又出卖的,一般有两种不同情况:一是行为人在收买时就有出卖的故意,以出卖为目的的收买行为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行为的表现之一,理应定性为拐卖妇女、儿童罪。二是行为人事先与他人约定,将他人贩卖的妇女、儿童予以收买,这种情况下,不管收买人收买后是否予以出卖,按照共同犯罪原理,均应定性为拐卖妇女、儿童罪。三是行为人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时没有出卖的故意,只是在以后才临时产生出卖的故意,例如在贫困的山区,行为人出于娶妻生子的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欲与之结婚,常会遭到被骗妇女的拒绝,甚至以死相威胁,行为人难以达到其目的,遂将收买的妇女再行出卖。这里的“收买”与“出卖”两个行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由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是状态犯,即在对被拐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的客体不法状态侵害过程中,行为人产生“出卖”的主观故意,并实施“出卖”的客观行为,由于这种主客观因素的改变,使行为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收买”“出卖”两个行为结合后,足以导致作为基础犯罪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性质的改变,并完全符合与基础罪有关联的另一个罪即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构成。且转化犯对转化行为发生时间的要求是,在基本罪危害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或在基本罪造成的不法状态持续过程中。故不能简单的将该条款中整体行为分解为“收买”和“拐卖”两个行为,而应按转化后拐卖妇女、儿童罪予以处罚。若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论处,显然刑罚过重。

  对《刑法》第333条规定的评析该条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款规定包含两个罪名,即非法组织卖血罪和强迫卖血罪。该条2款同时规定,有前款犯罪行为并造成他人伤害的,转化为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对比该条与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可以发现,非法组织卖血罪的法定刑高于故意伤害罪中致人轻伤的法定刑,强迫卖血罪的法定刑高于故意伤害罪中致人重伤的法定刑,且非法组织卖血罪和强迫卖血罪还具有判昨罚金的附加刑。假设将该条第2款规定中“伤害”理解为轻伤或者重伤,就会使得行为人在非法组织他人卖血过程中,未造成他人伤害的,可能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他人轻伤的,依法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却仅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的,一般也可能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而出现了罪质严重的转化犯反而比一般情节的本罪处刑更轻的荒谬量刑结果,在客观上容易引起非法组织卖血罪和强迫卖血罪的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进一步伤害,以换取较轻的处罚,这显然有悖于立法者的初衷。

  抛开该条款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的问题,单从条款的内容进行分析,来判定在组织或者强迫他人出卖血液过程中是否能够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有以下二种情况:

  1.行为人非法组织他人卖血过程中,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不应视为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因为从立法意图上看,该罪是行为犯,着眼点在于行为人组织了非法活动,而不在于其组织的结果,且在组织他人出卖血液过程中,被害人通常是自愿的,组织者主观上不具有侵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如果没有新的客观行为的介入,主观心理状态亦没有改变,即使出现了伤害的危害结果,也不能成立转化犯。可作为非法组织卖血罪的结果加重犯,直接在法条中规定其法定刑。

  2.行为人强迫他人卖血过程中,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应依伤害程度区别对待。如果造成他人轻微伤害,不宜视为转化犯。因为强迫他人卖血本身隐含着对他人身体会造成伤害,造成轻伤害或者轻微伤害在行为人的主观犯意之内,此时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也并未发生转化,不宜认定为转化犯。如果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可以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因为行为人在客观上使用了暴力、威胁的方法,且发生了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危害结果,能够印证其主观上具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行为的性质随之改变。

  基于上述分析,该立法例存在的技术缺陷,不能很好地协调轻罪与重罪之间的关系,与转化犯所追求的罪刑均衡原则不相适应,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与改进。笔者建议将其修改为: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重伤、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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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4-17 08:37:05
【顺手拿走会员卡 盗取现金触刑法】

  在游戏厅内顺手拿走他人会员卡,并取走卡内现金6000余元的汉中青年吴某,近日,被汉中市汉台区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今年元月6日凌晨,吴某在汉台区某游戏厅玩游戏时,趁正在玩游戏的李某不注意,便将其放在旁边的游戏厅会员卡盗走,到吧台取出其中预存的6000元现金后,又窜至汉台另一游戏厅玩耍。李某发现会员卡被盗后,在城区各游戏厅寻找,并于当日中午将正在打游戏的吴某抓获。

  吴某刚二十出头,却玩物丧志,沉溺游戏将自己送进监狱,不能不让人为之惋惜。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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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4-18 08:39:36
【交通肇事后非逃逸可认定自首】

  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报警并等候处理的情况是否能认定自首,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无清晰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上述行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不应认定为自首。也有观点认为,非逃逸情况符合自首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考虑到社会效果、价值导向、法理等因素,赞同第二种观点。

  肇事逃逸后再投案并如实供述可以认定为自首。相比较而言,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等候处理的情况如不能认定自首,是否有失公平?关于二者的刑罚,依刑法规定,肇事逃逸的,一般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肇事后非逃逸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而综合自首、民事赔偿等情节,本着宽严相济的原则,肇事逃逸的和非逃逸的,多数情况下两者被判处的刑罚虽然有所差距,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差距较小,对社会大众造成的影响并无区别,难以体现出逃逸和非逃逸的不同。逃逸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是非常恶劣的情节。往往使被害人错过抢救时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在刑法评价中刑罚本身差距难以体现二者差别的情况下,反而在逃逸情况下可能认定自首,而在非逃逸情况下不能认定自首,显然有失公平与合理。

  交通肇事后非逃逸,如不能认定自首有违刑法规定。刑法第133条已将交通肇事罪中的三种情况作了明确规定,划分了刑罚幅度。在交通肇事犯罪中应适用哪一种情况,决定因素在于肇事者的逃逸状态和后果,这也是唯一因素。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这就意味着交通肇事罪的三种情况下都可以存在自首情况。道路交通安全法是行政性法律,和刑法是不同的部门法,其规定不具有及于刑法的效力,其效力位阶亦在作为基本法律的刑法之下,如因其义务性规定而排除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是明显违反刑法的,也有悖于法理。

  正确的价值导向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司法实践也要追求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对于肇事者积极主动报警并配合处理的行为,应予以鼓励,并在刑法上予以积极评价,认定自首就是对此的重要体现。相比较而言,肇事后逃逸有主观上的恶意,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如对非逃逸的评价尚不如逃逸,这让社会大众难以接受。大众对法律的认识比较直观,法律如果不兼顾善良大众的接受能力,就可能引起社会的误解。这种不合理的处理方式,在感情上会挫伤肇事人员的积极性和报警勇气,对预防逃逸,引导肇事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将产生消极的导向作用,与法律的价值导向背道而驰。

  来源:检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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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4-19 08:37:31
【男子超速被拍卸下测速仪扔进河行为已触犯刑法】

  奎文区的庄某驾车路过羊青路寿光段时,因超速被移动测速仪抓拍。庄某害怕被罚钱和扣分,就用钳子将测速仪把手敲碎,偷走了测速仪,并顺手扔进了河里。案发后,寿光民警用了两天时间才从河里将测速仪打捞上来,但价值9.3万元的测速仪已报废。目前,庄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蹊跷测速仪遭破坏被盗寿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为了规范驾驶员行车安全,在寿光市各主要干道安装了移动测速仪,为了保证测速仪的正常使用及安全,除测速仪上部的把手用铁链固定在附近的树上以外,巡逻交警还会定期查看。

  4月9日下午1时10分许,交警大队的巡逻民警巡逻至羊青路寿光段时,发现设置在此处的移动测速仪不翼而飞。民警仔细检查发现,测速仪把手被人敲碎,通过把手的碎裂程度及现场来看,巡逻民警推断,窃贼作案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再结合民警巡逻的时间,他们认为测速仪被盗的时间应在10分钟左右,遂围绕被盗现场周围展开搜查的同时,将测速仪被盗的信息及时反映给了寿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侦查违章记录锁定嫌犯追查民警沿窃贼可能逃走的路线进行了搜寻,但一无所获。为侦破此案,寿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案件调查工作。窃贼盗窃测速仪出售很不现实,唯一的可能就是超速被测速仪抓拍,为了免于处罚,将测速仪盗走。民警迅速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根据测速仪被盗的大致时间,发现这段时间路过被盗现场附近的车辆只有10辆,均为潍坊市的车辆。民警通过查询警务系统,对10辆车的驾驶人展开了逐一排查,最终锁定潍坊市奎文区的庄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庄某在东营市广饶县做生意,家境并不富裕。通过查询庄某的车辆违章记录,发现自新交规实施后,庄某的车辆违法行为已被扣掉9分。一旦超速10%,将被扣罚3分,扣满12分不但面临科目一重新考试,还要进行交通安全学习,驾驶证也将被降级。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民警更加坚定了庄某作案的可能。

  14日下午,民警通过调查,赶赴东营市广饶县将庄某抓获。庄某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根据庄某的交代,民警在昌邑市一小河内,将被盗走的测速仪成功打捞上来。但测速仪已被损坏至报废的程度。

  归案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庄某说,4月9日下午,他驾车从广饶县返回奎文区老家,路过羊青路寿光段时,发现路边设有移动测速仪。当时,他看了一下自己的车速,时速达90多公里,已超过该路段规定的时速80公里。

  “我当时害怕被测速仪抓拍而罚钱和扣分,就将车停在了路边,走着回到移动测速点,用钳子将测速仪把手敲碎后,将移动测速仪带走了。”庄某说,他带走移动测速仪后,驾车驶上荣乌高速,在行驶到昌邑段时,将测速仪扔到了河里。“我当时没考虑太多,只想着不要被扣分和罚钱,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庄某说。

  “按照庄某指认的现场,我们用了近两天时间,才将移动测速仪打捞上来,但是因为进水,移动测速仪已经报废。”寿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说,被庄某损坏的移动测速仪为最新型号,价值9.3万元。

  据警方介绍,庄某为了不被罚款,将交警部门的测速仪移走,在这一过程中造成测速仪毁损和丢失,已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故意毁坏财物价值5万元以上就构成数额巨大的量刑标准,要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庄某的行为可能涉嫌盗窃罪,根据《刑法》246条规定,盗窃数额在78000元以上,不满96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至十二年。

  17日,记者从寿光警方获悉,庄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来源:潍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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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4-20 08:26:30
【容留他人吸毒 触犯刑法被判刑】

  安徽省舒城县居民舒某因为容留他人吸毒,日前被舒城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

  人民检察院指控,舒某于2012年10月至11月间,在其住处先后两次与朋友周某、张某共同吸食冰毒。2012年12月17日,三人再次在舒某住处共同吸食毒品的时候被公安机关抓获。舒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当庭自愿认罪。法院最终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做出以上判决。

  法院劝诫:远离毒品,珍惜生命。

  来源:六安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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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3-04-22 08:41:12
【以婚行骗触犯刑法构成诈骗罪】

  近日,寿县法院审理一起诈骗案件。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2年8月初,被告人李某某伙同刘某、马某、张某、赵某、胡某、盛某(均已处)等预谋采用以婚行骗的方法骗取钱财,于2002年9月12日,将冒称为刘某之女刘某某的盛某介绍给寿县众兴镇的吴某为妻,骗取钱财计18000余元。

  被告人李某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8月初,被告人李某某伙同刘某、马某、张某、赵某、胡某、盛某(均已处)等人预谋以婚行骗。2002年9月12日,被告人李某某参与将冒充刘某之女刘某某的盛某介绍给寿县众兴镇的吴某为妻,骗取钱财计18000余元。

  另查明:被告人李某某因另犯诈骗罪于2009年11月12日被蒙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罚金40000元。刑期自2009年12月11日起至2014年5月28日止。2012年12月17日因其患有严重疾病被寿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上述事实均有相关证据证明。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予以支持。本案系共同犯罪,鉴于被告人李某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经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罚金4000元;与蒙城县人民法院以李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罚金40000元的刑罚实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罚金44000元。

  来源:安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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