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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周五晚上,我和张枫如约前来拜访何老教授何邦危先生。
何教授仍然住在校内一所六`七十年代建的旧楼上。楼前有一池清水,恬静美丽。
我们在昏暗的楼道转来转去,终于依稀辨清了先生的家门。
我轻轻地敲了敲门,过了一会,何老先生颤颤微微地摸索出钥匙,打开这扇栅栏式的防盗门。
先生热情地伸出双手:“欢迎啊,小于、小张。”
我深深地给先生鞠了一躬,然而握住先生的双手:“老师,我们来看您了。”
先生的手枯燥冰凉。
先生的老伴早已去世,两个孩子全部下岗失业,听说在外面卖大排当,也不与先生来住。先生家里仅有几件破旧的家俱。水泥地面倒是整洁,还有水渍,看来先生在我们到来之间刚拖过地。
望着先生稀疏的白发,枯瘦的身影。我不由地鼻子一酸……
这就是我国最卓越的法学教授!先生是三十年代剑桥的博士,精通八门外语,译述颇丰,饮誉中外,他的某本专著是我国法学界唯一可以真正与西方法学大师对话的作品。先生一生坎坷不堪,文革被下放,此后虽重回校园,然而由于某些学霸嫉妒先生的才华,一直对其打压,直到退休前也没有评上一级教授。而那些所谓的年轻新秀,却通过抄袭、欺骗等手段,早早是什么博士生导师了。
中国的学术界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先生一向衣着整齐,一幅学者风范。今天仍然是洁白的衬衣,深蓝的领带。
进入客厅,只见有一幅中堂,严整雄浑的欧体楷书:危行言孙。
张枫看了看字,心事沉重地向我使了个眼神。
“危行言孙”语出孔子《论语.宪问》,全文是:“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意思是,政治清明时,尽可言直行正,假如天下失道,行可正,言论则要变得圆滑一些。也就是说,当你不小心入“危邦”或“乱邦”,就必须认清形势,明哲保身地想办法“全身而退”。
(我之所以加入一色情的描述,只是想真实地反映生活而已。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在公场合“危行言孙”,而在私场合却从容地“放纵”。公共知识分子的放纵,其中有人性的因素,也有对制度的无奈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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