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崇敬的的江平先生
谢志浩
发表于 2006-1-26 18:27:00
第一次听说江平先生的大名，是在1989年。在当代中国史上，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份。那年的风波可够大的。当时，几乎没有听说过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那位学校的领导人，公开站在学生一边。其实，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校长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他们的个人魅力已经被冲淡，他们的言行举止已经被格式化。这些可怕的东西，在当今的大学校长身上，还能够看到历史的遗存。我的母校对我非常“不薄”，学校保卫处处长，像凶神恶煞一般，扑向我的行李箱，我的行李箱与它的主人一样，任人宰割。在学习会上，黄达先生赢得了所有同学的热爱，因为他说了真话。那位没有任何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想中共中央所想，急中共中央所急，大家都奇怪，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当中，怎么还有这样奇怪的人呢？结果，吴树青就在那年的八月份就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治理北京大学将近七年。北京大学在他的治理之下，可以说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型。高中同学张氏，在中国政法大学求学，我们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氏一起议论各个大学当局对付学生的理念时，第一次听到江平先生的大名。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江平先生居然公开同情学生们，希望同学们不要气馁，“只向真理低头”。当时听了以后，与敝校的吴树青副校长做一下比较，天底下真有这么大胆的先生。从此，我就记住了江平先生的名字。在我的脑海中，这位校长是一位慈母，对同学们如此热爱，在民国时期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949年以后，那就非常的不平常了。大厚本的《江平文集》，已经摆上了我的案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江先生在自序中，又一次感动着我，我想，恐怕已经有许多人被感动了，在我被感动之前。在自序中，江先生有一段话：“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 看到先生如此谦虚地对平生进行打分时，多少往事，难以忘怀。首先历史没有给先生从容思考写作的机会，从1957年成为“右派”，江先生有22年的时间，被荒废了。这位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1956年，结束了五年的留学生涯，回到祖国，来到北京政法学院，正要大展宏图时，历史性地成为“右派”，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果江平先生1957年不被划为右派，那么江先生的法学人生，还会那么辉煌吗？答案是：不可能。因为1949年成立的政权，不仅废除国民政府的法统，还废除了所有的传统法律。开创以政策来进行统治的可以说空前绝后的大时代。江先生这一代学人，属于百年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代学人。这一代比起前辈和后辈，遇到了最严酷的历史时期。这是时代的错误。江先生这一代学人，普遍学问不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江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勇敢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客观、理性地反思自己的学术成就。先生如此的襟怀和心胸，一般学人绝对办不到的。在评论陈夏红所写郭道晖先生的一篇文章时，我曾经说过：和江平先生，同属于百年法学史地图中的第四代学者。应该说，他们都非常不幸，同属右友，平生坎坷；更为不幸的是，他们学术滋养上的偏颇。他们都有一颗童心，紧跟时代。但是他们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两个方面：（1）法学宣传家。每当听到江平先生那慷慨激昂的演讲，每每联想到晚清的梁任公先生。（２）宽容大度的胸襟。江先生提携老鹤的，绝对不是个人的交谊，恐怕还有革命战友的相濡以沫。就这一点，就非常不简单。在萎琐的年代，显示一份伟岸。这就是江先生之所以为江先生的理由。但是，为什么学术储备不丰厚的先生，可以跟上时代呢？为什么江先生成为中国民法学界的灵魂和良心呢？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江先生身处逆境，达22年。这些年，江先生更能体会底层民众的疾苦。江先生热爱教育事业，经常与青年学子一起切磋，这也是先生能够与时俱进的理由。平常，在教室年终总结的时候，许多教师将“热爱教育事业”随随便便就写入自己的总结中。但是，我们看到，只有极少数人，不计利害得失的热爱教育事业，这种境界，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就是已经进入天地境界的人。据我观察，上课时没有接听过手机的教师，现在还有吗？江先生有一个大愿心，真正热爱教育事业，所以它完全能够与后辈平等地商量切磋学问，这种精神一班人绝对做不到的。白首皓发，不移青云之志。蹉跎岁月，难改赤子童心。                                                         （2006年1月26日）我不会为我经历的生活作伪证

高山仰止！
不过去年看见江老时候，显得苍老了很多，不禁让人为国唏嘘...

早就仰仗江先生的大名，可惜未曾听过先生的演讲。遗憾啊！

江老，中国法学界的骄傲。